上来更新博客，悼念唐德刚先生。他撰写的《胡适口述自传》，曾经是我六郎庄时期的枕边读物。他的学问风格，个人感觉世故、人心与学理均沾，和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风格接近。特别是他嘲笑沙坪坝时代，韩国义士刻苦读书的样子，令人印象深刻。

 

本周写了两篇评论，一篇是约的稿子，关于英国民族党的分析，我写了5000多字，工作时间大概是5个小时左右，主要是查对资料费时间。两篇文章中间买了Paul Kenndy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2.99镑。提这本书，是因为自己写的英国民族党，也用了几段长时段的历史总结，这种文风在Kenndy和许多评论英国帝国历史的作家、历史学家作品中常常出现，我也是积累这些时间的阅读，尝试写这么大跨度的总结。深刻感觉历史，或者学术的，宏观与细节之间，张弛自如，需要功夫。在这点上，有一些历史大纲的写作，是很见功力的。唐德刚先生的老师，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就是一本读起来有滋有味的经典，可以与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话》媲美。

 

另，唐德刚先生是安徽合肥人，如今安徽人，成为我心目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领袖如锦涛书记，美女有周涛，学者有唐先生，文人还有陈独秀，帝王有朱元璋，首富有比亚迪老板，忘了名字，还有诗人海子。希望曾笠也能折腾点什么出来，比如水稻专家、黑老大、打黑局长、举重冠军什么的。昨天与母亲聊天，说温州人神话，其实不稀奇，只要是中国人，都是能吃苦要赚钱的，比如温州人进不了英国，东北人就开始自己的神话。而在温州地区，江西人、安徽人也开始了自己吃苦赚钱的神话，而先来者歧视后来者的故事，也在各地各国开花。因此，我相信上帝，特别是传教士心中的上帝，他对一切人都一样。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的时代”，19世纪英国人狄更斯的话，在21世纪中国广为流传，成为海归和土鳖共同聊以自慰的语录。可惜，2003年去国赴英，我活生生地错过了这么一个好坏无常的时代。

 

记忆之中，从那年开始，中国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稳定发展，到了之后还发现，原来流传的“19世纪以前中国的GDP一直是世界第一”的观点，源自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的马屁。此后，在英国谈论中国话题，也越来越多起来。

 

我感兴趣的居然是服装。素以生活低能暗示某种名士风度，我对衣着并没有特别的爱好。直到有一天，在布里斯托街头，看到一位中年华人女士，穿一套西装，看不出是职业女装，缺乏那种严谨低调的感觉，布料缺乏质感，款式朴素得有点过，加上有些肥大，特别是肩膀，有点挂在身上。

 

这样装束之保守，极大了刺激了我自以为麻木的衣着神经。回到住处，忍不住和同住的几位留学生朋友说，你有没有感到这边很多八十年代来的人，衣服有点怪？记得看民国时代留学生，常常是先生黑色呢大衣，太太有个皮草披肩，眼光深邃地透过镜片看着镜头，神采奕奕，仿佛受足了知识与智慧的滋润。2005年初春，受其暗示，我也穿了一件TOPMAN的黑色呢大衣回家，配上鲜红色调的围脖，却在温州机场被妹妹大肆嘲笑，说英国的牛角扣羊毛大衣都已经滥大街，你还穿得和老头一样回来，这让我好生委屈。

 

也许，我看八十年代留学人的衣着，如同21世纪的身处中国的妹妹看现在的我一样。

 

这样的经历，我曾经在北京碰到过。我的家乡，在中国以服装和鞋的生产闻名，耳濡目染，对服装的潮流有些潜在的感觉。当初刚到北京，对北京人衣着，受到过也有类似的刺激。经过两年改造，慢慢接受了绿色军大衣其实是一种京味的酷，而西裤配运动鞋只不过提前宣布了七八年后到来的周杰伦风格。

 

当时大学校园里的穿着水准，基本上与外面大街上相同。老校长季羡林老先生，正是一袭旧中山装，被新生视为迎新的校工。当时北大教授里面，一位叫朱青生的美学教授，我觉得穿着是最帅的，褐色礼帽加蟹青色风衣，记忆中，曾在一场冬雪之后，在学五食堂前，超过一米八的身影，飘然而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曾经在德国留学过。

 

在英国，因为读博士关系，“士志于道而耻衣恶食恶者，未是与议也”的教训，在脑子还有点作用。除了参加学术会议之外，基本上很少买西服正装，日常穿着也不想太潮，一般T恤加牛仔裤基本上可以了。不过，受国内美国风影响，如果认为出国，总要带个棒球帽，显然在英国，这不仅仅是土，而是没文化的美国佬的恶俗。如果稍微讲究点，T恤最好翻领，配灯芯绒的裤子，天冷了，衬衫加一件毛背心，足以应付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场合。

 

当看到80，90后的留学生，女生的GUCCI的墨镜镜架，挂着LV手袋，在夏天阳光里，晃着了你的眼，男生的内裤比牛仔裤更高，夜里去赶clubbing的西服里稍稍翻出的衬衫袖子，居然让你觉得有那么一点味道在心头，很遗憾，一个最好也是最差的时代也已经离你而去。

昨天看了一场话剧，契柯夫的话剧〈海鸥〉，据说很有名，我没有看过，直到看到男主人公射杀海鸥，给女主人公作礼物，想起来自己可能看过这个剧，却不知道何时何地。也许一种原型，听过看过很多类似疯狂的爱的初次表达。

 

昨天是在布里斯托old vic剧院，第二次去，第一次去看了Loot，散场后还特地买了一本剧本，当时听不懂绝大部分英语，昨天听懂了80%，看来经过五六年生活，英语还是有提高的。

 

昨晚的〈海鸥〉有点实验的味道，道具和舞美简化，演员在场与场之间，下来向观众要一些随身携带的东西，做道具。看的是演员的台词功力，应该说不错。按照我对俄国人的想象，昨天的人物肢体、语言和表情，应该是很英国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笑反应上与英国人有了基本一致的判断，他们笑，我也在笑，他们不笑，我还在笑。上次我贴了一张Simon Gray照片，也是一名剧作家，他写的Hidden Laughter，我一直期待有天可以去看看。

 

话剧，已经是博物馆艺术，昨天现场观众大概是演员的三倍左右，没有坐满。今年还是中国大陆〈恋爱中的犀牛〉首演十周年。对很多人来说，话剧也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手段，很少有生活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压缩了如此多的矛盾冲突，却又得到彻底的宣泄、暗示、质问和放松。

 

因为只有一张票，看完了一个人回家，布里斯托晚上十点以后气温，现在已经很冷了。路上重复了过去一个想法，在今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曾笠将成为自己生活中无法隔绝的存在体，今后的生活都将是以三人行为主调。希望有一天也带他和他妈妈一起来看话剧，只要他不闹。不过曾笠的奶奶在我出门之前，惊叹了一句：你们这里还这么土，还有晚上出去看戏的啊！

 

 

现在业余帮朋友主持当地一个英文谈话节目，算是自己的网站与当地社区的合作。

我自己听了三次自己参与的节目录音，感觉发音和表述很糟糕，有什么建议帮我提高一下，或者有什么反馈，对于节目

 

你可以点击下载过去的文档，有点大，但是会很快

 

最近一直找回忆这些电影，基本上是中央电视台或者省台周日播放的译制片。

有一部，我完全忘记了名字，应该是英国片，以我当时独自一人，突然看到后来发现是部恐怖悬念片之后，浑身发抖，惊恐之下，想不起来情节了，或者说，直到现在，还想把那个故事从脑子里抹掉，不愿意去回忆。不过那片中刻画了印度和英国的关系，这是我现在时常感兴趣的话题。

 

中国大学一般在9月初开学，英国的是在10月初。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这里开学前的fresher's fair(大学迎新会)，人山人海，误以为是对自己初来乍到的欢迎刚开始。在这台暖场之后，恰逢国庆和中秋形影相随，感觉到了英国，这世界也还都是我们中国人的。

　　跟随而来的无尽的打工、冷热不一的fish and chip、狭小的中国店、下午4点钟就黑的天、晚上8点钟之后空荡荡的街道，却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才是Englishness的真相。

　　此时，中秋节显得更加重要，顿时明白中国的月亮比英国的圆，于是开始给家里打电话，突然成熟地说，这里一切都好，请不要担心。父母来这边之后，都明白了。去年，我的父母探亲，中秋节晚上，老两口特地跑到街上看月亮，回来感叹说，奇怪啊，怎么感觉中国的月亮是比英国的要圆一些。

　　也许是那顿中秋大餐，让母亲耿耿于怀。两桌朋友聚在一起，一是庆中秋，一是给曾笠百日庆祝，近乎供给制的菜量，改良的港粤家常菜，吃完了，人人自掏腰包算账，两桌博士男女纷纷计算小数点之后应该是几个便士。母亲到家之后，对我不屑一顾，呲，你这也叫请客。于是回国之后，两口子吃了一个星期的馆子，还打电话来炫耀带劝诱地说，十块钱，菜市场的蔬菜随便挑，都是农民伯伯在山上自己种的。

　　记忆当中，中秋节并没有如此狼狈过。在北京读书的第一年，当时在昌平园分校，中秋与我的生日临近，我和宿舍里的朋友买了酒菜吃喝，没有AA。传达室有人过来说，家里来电话。我当时有点微醉，在电话里自鸣得意地说，大家都陪我吃饭，我在这里过得挺好。已经忘了当时是爸爸，还是妈妈和我说话。只是觉得从那之后，中秋节，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所有在北京的人来说，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每到中秋节的晚上，北京的夏利、富康常常拒载，因为司机也都赶着回家吃饭。一次我从过街天桥走过，突然回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好像北斗星一样，高高在上。此时，身上的手机响了，还是家里打来的。

　　如今，在英国的每个中秋，都有一点这样的记忆线索在我心里，或是朋友贡献出家里带来的茅台，或是我突然按照名片册给朋友熟人打电话，或是一盒大而无当却内容小胜包装的月饼。唯一不能够想起的是，我曾经与哪个老外朋友说起过，中国和英国的月亮到底哪个圆。这是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曾经是非常重要的命题。

　　当然，我也不热衷将中秋与伦敦狼人做一次跨文化比较，非中国人的味蕾，是无法体会蘸大闸蟹的调料里，最好放点姜来去去蟹肉的寒气。

　　时值2009年，关于谁的月亮圆，从老问题变成了伪问题，特别是80、90后留英的新生代心中，我们闷在实验室，聚在朋友的寝室里，只要看天安门大阅兵中女兵方阵，哪管月亮在天上的死活。（

库塞落选今年的Man Booker大奖，不过无所谓，他的成就在那里了。其实我只读过他的youth开头一点，这里有篇评论，题目不错，英格兰的焦虑，Anxiety in England，你在这里生活过就知道这种感觉。

那时候我单身，每天晚上熬夜，睡觉前，或者醒来之后，抓起一本书就看。Youth是我到英国买的小说，我打算把英文小说看一趟，给自己垫底。据说经历是根据库塞当年在伦敦生活经历，他那时候给IBM当程序员。他的语言就像是程序一样的，简短，冷静，锋利，能够每一句撕开一个口子。相对于很多平庸的现代汉语作者，特别是学院里的2B作者，高叫汉语之美，库塞够酷，冷得足够让他们清醒一下。至于有名的disgrace，我没有看过，而一个以北大为背景的仿作，就是出自我认为的2B之手，相当的disgrace.

语言学，曾经被一个朋友叫作贵族学问，他是安慰自己。可惜我现在暂时要拿它来吃饭，借用一位买了游艇的朋友的话，这是个“赔钱货”学科。其中语言心理学，其精致，对脑力的挑战，只有埋下头去，才知道其中的道心惟微的境地。然而，西方人，以美、英、荷、德、法等研究国家，居然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展出这么一套精深的学问，实在是令人佩服。中国在这里的崛起，任重道远。

 

去国日久，十四年前，我在昌平园的图书馆，第一次被袁毓林师一篇《认知科学背景上的语言学研究》，招安入门，当年的周日上午的明媚阳光，依然在记忆中，使得以后的燕园岁月，有了一种顽强的寄托；十年前，入周晓林师门下攻读这门学问，点点滴滴，乃至走两步，停一步，退一步式的游学，领受到了中国当代最后的语言心理学训练；到今天，就教于比利时人斯文（Sven）先生，感受其简练如桐城文章般的学术风格，这一段比八年抗战更久，比中共廿八年建政一半的学术生涯，终于看清了自己现在的状态，我恰恰处在红军丧失了根据地，四处游窜的岁月里，把声调研究进行到底，就是我学术生涯的延安了。

 

在离开中国之前，我曾经有过一次感动，而心态近乎哀鸣，学术志向、研究能力、个人意志、性格弱点、人格缺陷，在一次坦率的自我剖析后，在那一刻曾经袒露无遗，残存的只有朱德熙先生给所有北大中文系轻狂后生的鼓励：眼高手低比眼低手低强。

 

尹大哥面向大海，高呼一声：奋斗。这也是曾笠小友，在咿呀学语时期，扫荡了优先路9号四单元客厅、卧室、卫生间、储藏室之后，面对厨房发出的口号：呀，呀，呀。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假设是这样子：在300毫秒内，大量的同音字被激活，此时这些同音字没有被深度加工，大约过了100毫秒内，音节频率效应才开始出现，最终使得同音字中单字频率最高的备选项，达到了最强的激活程度，从而抑制了其他同音但是低频的备选项。

有一种状态，类似于撒娇。

比如，这个老外很喜欢唱中文歌，文末提到的歌曲，应该是中国的民族唱法。这种唱法，在民国时代经周璇等人发扬，到了49年之后，变成一种共产主义下的新采风，因其沾染了意识形态的气味，成为被特定听众讨厌的音乐，当然我知道喜欢他的人很多，不仅仅是中年发财发福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下岗工人。

更加糟糕的是，民族唱法，因为自己的中国特点，常被被半天真的出国人，做沟通不畅状，无脸在老外面前提起，就好像英语讲不清就用bla,bla,bla，当年的港台腔用语言无能却显示一种超越普通话的优越感一样。

 

 

常看孔庆东的博客，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零食和食谱，有股子狡黠的组合，如他骂人的文风。

今天累了，我躺在地板上，就着酸奶吃了两个小黄瓜，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