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周刊》

 

文  曾飚

  

2006年11月，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议会演讲中，29项提案中，绝大多数强调了本土安全问题，涉及恐怖袭击、打击犯罪、种族融合和移民问题。这四个问题隐含了一个共同问题和挑战：如何将多元文化社会（multicultural society）引入到这个大西洋岛国？ 

2006年，新工党政府对外反恐和中东政策低效，对内布莱尔威信日颓，本土安全屡遭挑战。新工党鼓吹的“多元文化”理念降格为国家安全问题。具有穆斯林背景的巴基斯坦、中东和北非移民，在2006年的表现，使得英国白人开始担心自己优势地位消失，国家安全遭受严重威胁。 

目前还不是将一切归咎于“多元文化”的时候，然而，如何操作这个概念，将成为英国各政党为大选和议会选举布局的关键步骤。 

新工党依然鼓吹多元文化价值标准，同时宣布“多元文化社会”在英国实现。但是，2006年内政部在移民问题上糟糕表现，使得英国白人民众越发担心，多元之后，主流在哪里？在中部英格兰地区，传统的工党票源开始动摇，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信号。 

台面上的保守党，在卡梅隆的转型尚未成功之际，对待多元文化社会话题，比较低调。2006年伦敦地铁爆炸周年纪念之际，保守党右派势力，面对穆斯林族裔要求公正的呼声，直言不讳地喊出，如果你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请走开！ 

极右的不列颠民族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是多元文化的坚定反对者。为了避开英国主流民意的抨击，他们选择了潜伏的方式，正秘密地将自己的党员发展到英国白人的中上阶层中去，希望在英国议会谋得第一个席位，按照党魁尼克· 格里芬（Nick Griffin）的说法，“clean up our act, put the boots away and put on suits ” 《卫报》，12月21日 ） 

日不落帝国早已谢幕，它却将世界带到了自己的本土。如今，被殖民所压缩的世界，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在英国本土被迅速地解压缩，其容量之大，正在挑战这个岛国的制度和智慧的空间。

 

 

因为我从来不屑于以“大厨”自居。在英国火力不足的灶台上，做一些似是而非的中国菜，比如汤水横溢的西红柿炒鸡蛋、靠着李锦记撑场面的炒肉丝。

这有什么值得津津乐道呢？

我的独立生活已经有十年之久，在大学本科开始，我就是校园里面的“幽灵学生”，除了应付考试，期末到考场与任课老师打个照面之外，我长期在校外居住，做菜对我来说，真的是小菜一碟。因此我极度不满意，很多刚到英国，能够把菜做熟的中国朋友，就忙着要给老外启蒙中国饮食文化的热切。

因为我对中餐的怀有深刻的敬意。

本土中餐

本质上说，饮食、语言、武术和艾滋病病毒是同类的东西。它们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能够很快地产生变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普通话（官话）有着不同的方言，而你看到英国人的太极拳，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假如真的存在英国中餐，命运也是如此。不幸的是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于无法得到的正宗，我宁愿在八千里外的英国保持沉默。所以，我在英国似乎对学习西餐的劲头，超过了做中餐。

直到有一天，突然一位BBC朋友（British born Chinese）在网上大喝一声，“请尊重本土中餐”的时候，“本土”二字特别的触目，我突然有所醒悟：面对现实，是成熟的生活态度。

10月份，英国超级富豪，Topshop 的老板菲利普•格林为了摆脱旗下时装的古板形象，邀请名模Kate Moss出任形象代言。协议敲定，请吃饭的地点在伦敦的China Tang。这是一家本土中餐的代表，价格不是特别贵。与此相应的是，伦敦一家“佛跳墙”的价格是75镑一盅，而且需要电话预约。

中餐做到这种地步，未必真的是欺骗老外，也算是一个境界了。

这样的奢侈，我还无缘享受。但是，日常生活中去英国中餐馆的经历，让自己慢慢体会到了“既来之，则安之”的古训，也许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心态。

辣的变迁

我一次跑到瑞士的硫森，花了12瑞士法郎，吃了一碗方便面做的榨菜肉丝面。与那碗面相比，我去过一些伦敦唐人街的中餐馆子，还算是比较有诚意。然而，你吃过海鲜酱包裹着的海鲜煲吗？你喜欢被wagamama和budkam误导的亚洲（中国）面条吗？

值得高兴的是，唐人街的馆子在中餐的种类变得丰富起来，也地道了一些。比如辣，川菜和湘菜在中国大陆的普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今，这股辣的滋味正蔓延到英国的中国城。昨天去曼城的一家馆子，点了红焖羊肉，卖完了，上了一道酸菜鱼，酸菜的境界是无法传达了，主打的剩下了一个“辣”字。

有一段时间我中午常常去一家印度外卖店买午餐，虽然是南方人，但是我嗜辣，而且乐于尝试不同的辣。于是，我常常要上很多的咖喱。印度老板一边小心地一勺一勺地加，一边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想了想，加了一句，哦，那些来过你这的，可能是中国广东来的。

辣是一种非常粗鄙的口味，它以强大的刺激，来撕开我们接受新事物的第一道口子。即使如此，辣的谱系也是异常丰富，比如四川的麻辣、云贵的酸辣、湖南水灵灵的辣，江西那种浸透着盐巴的辣，还有陕西那种干巴油乎乎辣。

如果以辣为切入点，把它的层次感能够丰富地呈现出来，那也是一种折衷的进步。在粤菜日益李锦记化的英国，辣的变迁，见证了中餐世界化的历程。

辣还是不辣，看似简单的选择，背后却隐藏一个非常复杂的自我展示的策略。如果目标是为了告诉世人什么是辣，这种缺乏层次的辣，暂且认为是一笔必要的代价吧。

辣过之后，务必跟进说明辣的不同。而挑剔的我，只能遥想郎雄在《饮食男女》片尾的那段对不同类型的甜的评论。

 

BBC中国之留学英伦

 文  曾飚

 如果喝茶也是一种泡吧，我的经历分成三段：家乡，北京和布里斯托。

 童年茶馆

 老家在南方，小城中一座山，叫做西砚山，普通人不知道这么文雅的名字，直呼其“西山”。山上有座“四贤亭”，小孩子不知道这名字的由来，加上方言读若“死泥停”，颇有些暮气。的确，这里的访客都是老人家，聚在一起喝茶、下棋、听鼓词。偶尔迸发出来的童声，那就是跟着爷爷上山的小孙子，小孙女。

我也在其中。

 鼓词是老家的一绝，温州话很多小的分支，只有瑞安话唱出来的鼓词，字正腔圆，最为悦耳。这个与瑞安话的音韵有关。鼓词我爱听，那些唱鼓的人脸都是肥圆的利害，有点像歌手孙楠或者韩红。我坐在台下，常有上去揪一把或者打一巴掌那闪亮的肥脸的冲动，可能是小孩子恶之本能的表现。

 然而嵌在我脑子里的，还是那亭里悬挂着四贤的肖像。肖像下面石条凳上，常常独坐着一个或几个老头，左手搭在手杖柄上，右手抓住手杖，一直滞看着亭外，一看就是一下午。

 亭外是买橄榄的挑子，卖瓜子、灯盏糕、绿甘蔗、甜蔗的推车。当我注视这些过久，开始流口水时，突然一铸沸水高冲到茶壶，热气升起，就模糊掉了眼前的一切。

 这差不多就是我最初的茶馆回忆，姑且是泡吧的开始。

 少年酒吧

 二十多年前没什么酒吧，即使在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只有卡拉OK，没有酒吧。我曾果断地向朋友预测，1996年家乡将会出现酒吧，而且很赚钱，要不我们也开一家？事实确实如此，我猜对了，却没有干成。

 也是小时候茶馆和鼓词的经历多了，那时候我看起来有些老成，如果不是高考，我想自己一定会在家乡安安静静地一直老成下去，而且很享受。以后的生活状态变化，好似南方的笋。等到我跑到北京之后，外面的一层老壳被剥下之后，性格中更嫩更新鲜的一面，就展现出来，加上年少的无拘无束，以至于有些不羁的感觉。

 第一年被送到了北京附近的昌平县，校园叫昌平园，为的是照顾燕园这个“园”字系列。这个校园，是当年要搞东方莫斯科大学圈的，地圈了，人却走了。等到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号称是北大分校。

 第一年实在安静得很，荒园里面什么都没有。

 即使酒想喝好点，我也是每次周末跑到昌平县城，在北方的小饭馆里，门口的风被透明塑胶的门帘挡住了，屋里热气腾腾，桌上摆着糖蒜，混着小二和普京，外加醋溜土豆丝、京酱肉丝、孜然羊肉等家常菜。

想不到，第二年，军训又回在昌平。埃了一星期，我实在受不了军队食堂的饭菜，把自己的眼镜给弄坏了，请假外出修眼镜。我凭着一点记忆，又跑到昌平县城，大吃了一顿烤肉，喝足了啤酒。

 1996年的北京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酒吧出现了。学校南墙和五道口，出现了很多酒吧。五道口老外多，而学校南墙的霸比龙，生意也巨火，我记得啤酒好像是15块一小扎。不过，霸比龙张扬的舶来“酒吧”形象，永远遭到对面胡同小饭馆15块钱一大盘本土孜然羊肉的挑战。

 同学之间有什么话，不能放在中国饭桌上讲，非要跑到背景音乐嘈杂的酒吧喊呢？

 后来有位高中同学暑假来看我，都是在无所事事的夏天。我带他去罗杰斯玩，那个美国风味的连锁餐厅，颇有点高档意味，坐在临街的大玻璃前，我们喝酒吃牛排。现在俨然中层干部的他，还常常说起说来，那时候去这样的酒吧，还是有些不同的。

 是啊，贵，不划算是我对酒吧潜意识的看法。然而，尝鲜的念头，又会让自己好似眼下“5日欧洲6国游”一样的，每个酒吧都坐上一坐。

 1999年前后，三里屯已经名声渐起了。我也去过几次，但是因为我出门不太认路，常常打的，来回交通费常常花去不少钱，很是不值。另外，我的确很不喜欢那个地方，酒贵，人也杂，似乎都还鼓吹着自己洋背景和坎坷故事，路上碰到人追着要你给身边的女孩子买花，洋得有些太中国。

 我看一个报道，据说一家酒吧老板是个早期海龟，文章特别介绍，他总是给客人一个热情的拥抱，还说在国外都这样，咱们中国人也习惯习惯。就是这个“拥抱”的噱头，让自己陡然有了一种极其腻味的感觉：都是“兄弟我在外国”的故事，没几个人在真正喝酒。

 还有后海。2003年离开北京的时候，后海已经火得不得了了。之前，后海偶尔在《精品购物指南》、《找乐》这样的都市攻略指南中出现一点，还算是一个有些生涩新手，想炒作自己，太张扬，脸还会红一把。到了2003年，后海已经文化符号了，以至小北京、非北京、捞北京、漂北京、耗北京、留北京的人都会出来说几句，唯独听不到的，就是后海老北京的声音。

  布里斯托小酒馆

 很偶然的原因让我来到了布里斯托。这是英国历史上大城市之一，18世纪的黑奴和烟草贸易非常发达，现在也是一个重要城市，很多伦敦人爱这里买房产，颇有些老派的有钱人遗风，酒吧非常普及。

我在布里斯托看国内博客，有位叫大仙博主常常谈洋酒和酒吧。有时候，按照他的文字，我到了酒吧会对比着喝。他说的也不全对，常常高估了酒的文化意义，对我，只是不错的饮料。

 英国的club和pub分得比较清楚，前者像娱乐场所，可能叫“夜总会”或者香港人说的“夜店”，后者有点类似国内的茶馆。两种地方，我去的比较多，而且酒吧本来是英国人生活自然习惯，省去了国内的做作和模仿味道，我终于可以坐下来喝酒了。

 第一年爱去club，同学去，我就随着去，还可以跳舞。这里的酒类都比较有限，非什么特点，瓶装啤酒国际牌子多，比如百威、喜力、虎牌，其他就是简单的威士忌、劲酒（gin）、vodka，都是大路货，也没什么有特点的鸡尾酒，有时候随便兑点可乐或雪碧。这让我觉得很好玩，因为国内有品位人士常常讥讽中国人拿雪碧兑威士忌的风尚，颇有点喝酒也要看出文化底蕴的意思。

也许与我去的都是很普通的club有关，没见过大场面，据说伦敦高等的club，一个shot的威士忌275镑。这样的价格是不是算有一种文化。

 后来我就爱去pub了，因为觉得跳舞没有意思了。Pub几乎在英国的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一家，好似国内居民区的聚会场所，比如《东北一家人》中的“达达杀猪菜馆”。我曾经租住的隔壁是家叫Red Lion的pub，每个周末都是这条街上的邻居。有一次我十点半的时候，想喝酒，超市太远，踌躇了半天冲到隔壁买了一品脱，盛到自己的杯子里带回家来喝。因为11点pub就打烊了。

 除了这样的公共“小酒馆”，也有一些更加大众一点的，在闹市间。不管怎么样，中午吃个不贵的午餐，加上半品脱Ale，休息到两点回到实验室，感觉挺不错的。如果约上人，谈谈事情，气氛更加轻松一些。

 在这样的气氛中，我慢慢体会着不同的ale好处。Ale是英国本地啤酒，酿制过程与欧洲大陆不同（欧洲大陆啤酒就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啤酒口味，但是德国、比利时啤酒很多是ale），关键差别是英国15世纪前没有hop（蛇麻草），Ale采用麦芽快速发酵而成，发酵程度比欧洲大陆的啤酒要透，后来从荷兰输入了hop，进行调味，不同的ale常常有不同的调味植物。

 也许是因为这些调味植物的缘故，我喝起来感觉Ale好像小时候喝过的凉茶。那时候，夏天老家很多地方，特别是交叉路口放上一个大茶桶，旁边放着杯子，过路人骄阳下走的渴了，可以免费喝，有什么夏枯草、板蓝根之类的。

 也是这对Ale莫名的口感，让我分外喜欢pub的氛围，一个人或者约几个朋友，在pub里面喝酒聊天，常常成为对周末，特别是周日下午的一种渴望。

 因为酒量的关系，我不是那种特别能“干拉”的人。大多数酒，有酒菜才可以多喝，比如黄酒需要油豆腐、大闸蟹，啤酒需要酱牛肉，或者现在的葡萄酒可以带上橄榄、奶酪、火腿片。只有pub的Ale比较的清爽，度数一般在4度左右，没有下酒菜之虞。

 当一场酒过去了很久，也许让你回忆起来的线索更多，因为任何一点点下酒菜都会提醒你某次喝过场景。Ale没有下酒菜，它有的是黄色的灯光、突然迸发出来的欢笑，地毯特有的气味。

 这也许是衰老的表现，因为那些童年的“茶吧”，不需要什么背景的添加，甚至都不用喝茶，只要透过那一阵沸水的雾气，仿佛一切都回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Ale好似茶。

  

纵然时间紧迫，然而很多这样的午后三点，我在办公室，以写毕业论文的名义，赶中文稿子。

这让我很有罪恶感。

讲中文的罪恶感

记得我的博士生第一次upgrade的时候，系主任隔着桌子指着我的diary说，我建议以后你都用英文在上面写日程安排和工作计划。

我真的照办了一段时间，继而在电脑的outlook 上都多多少少写点finish chapter 2 & Taichi at Lunchtime，仅此而已。以至于现在让我写超过1000个单词的报告，我要踌躇三四天，最后结果是1000个单词，大概可以分成3段，每段我写出3个关键词，然后就滞在电脑前了。

其实未必如此糟糕。前段时间我发誓要把过去看过的英文翻译小说，重新看一次英文的。于是花了一个星期，临睡前看完了the Cather in the Rye，也不过如此。可惜，我看的小说，偏重于story，都是很plain的英语。

作为一个研究语言的人，我总是看着每个单词发呆，试图找出它背后的秘密来。我知道每个单词都有秘密，这是词源学要做的工作，我酷爱这门学问。以至于任何阅读术鼓吹的skim（略读）或者skip（跳读），在我看来，好似ski，我先要费半天力气爬上山顶，才能享受一下那种阅读的快感。

有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很神经质地问，曾飚，你今天说英语了吗？曾飚，你花了多少分钟说英语？曾飚，你今天说了几个英语单词？

我的神经质不在于自己的问题，而在于每句问话在我的脑子里都是用普通话问的。

唯一的行李

我很难过这样诋毁自己的母语。

不过严格地说，普通话不是我的母语。瑞安话才是我的母语。这是温州方言的一种，与温州市区的话，腔调有些不一样，因此很多温州市区人和瑞安人互相之间听不懂，比如我和在英国读书的侄子见面基本上就说普通话。

普通话的语音基本上是北京话为主。我18岁跑到北京上学，公共汽车女售票员卷了半天舌头，我就听懂最后一句，“海淀，六毛。”而我也常常把“上船”和“上床”搞混了。

后来，我在北京挣扎了半年，就卷着舌头，带着儿化音回家过春节了，此后一直生活在普通话的思维里面。

即将离开北京那年，感觉自己好似临死前的大象一样。据说衰弱的大象预感到死亡的来临，会安安静静地独自找到前辈的坟地，安然倒下。因此，那些试图寻找象牙的人，常常在非洲找这样的象冢。

而我就是不停地在脑子里想自己的瑞安话，没有老乡在的时候，我自言自语。刚好那段时间，我在写一些回忆性的故事，几乎每一个句子，每一处对话，我都在脑子里用自己方言念过一次。

我预感自己即将离开北京，也许不再回来。

此时此刻，我却为自己的汉语感到有罪恶感。这反常的情绪之后，我揣测自己还有一种渴望融入英国的野心。这让我感到稍微有些安慰，觉得不至于在英国生活得太孤单。

诗人北岛曾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题目叫做《游历，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而我的行李是双份，一份普通话，一份瑞安话，它们本无法寄存，现在还要拎着一个英语的皮箱。

 

 

文  曾飚

 

 卡梅隆11 月24 日发表演说，强调保守党将致力于缩小英国贫富差距，并采取“相对贫困”的概念去看待贫富差距。与之相呼应，保守党智库“社会正义小组”（Social Justice Policy Group）发表报告，声称保守党应该走出丘吉尔对福利国家见解。邱吉尔认为福利国家仅仅是一张安全网。而今天贫困在英国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因素，比如家庭解体、教育缺失、毒品。

 

作为“相对贫困”论的倡导者，保守党左派代表人物汤恩比女士走入大众和媒体视野，她首先指出，英国近十年的经济繁荣的浪潮并不是普惠的（rising economic tide lifts all boats）；其次，“绝对贫困”值得怀疑，因为在英国今天能够看电视机，打电话的人抱怨自己的贫困的时候，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

这两个观点善加利用，很有战术和战略价值。从战术上说，经济发展非普惠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工党政府引以自豪的经济成就，矛头所指向即可以是布朗，也可以是布莱尔主倡的社会福利和教育。战略价值在于，一旦作为左派的汤恩比女士占据民心，这对卡梅隆主导的保守党转型战略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目前卡梅隆已经考虑邀请汤恩比女士参加下次保守党年会。

 

所有卡梅隆的观点一样，从最初的绿色环保、税改到今天的相对贫穷观，它们都受到英国人谨慎的欢迎。这三部曲推出，英国公众，特别是保守党的年轻一代，普遍欢迎，而且引发媒体争议，造势深入人心。几乎每一个观点，背后都包含着若干人马的努力，以及媒体配合，绿色环保政策是31 岁超级富豪扎克▪戈登斯密（Zac Goldsmith，《生态学家》老板，）税改是35 岁年轻俊朗的影子财相奥斯伯纳（George Osborne），相对贫困论是著名的左派专栏作家汤恩比女士。

从去年12 月上台到现在，卡梅隆已经成功地抓住了英国人的眼球。至少从场面上看，卡梅隆比重量级选手布朗要有想法很多，2009 年的大选造势框架已经成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