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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 无人喝彩,有人上场金融危机之下,新工党已经成为一支垃圾股,布朗忙于偿还巨额的政治按揭,党内的内讧却再次降临。值得布朗庆幸的是,上周工党内讧已经让媒体失去了炒作兴趣,沦为无人喝彩的冷场。但是回顾一下近三年来的工党政治的走向,一对新人值得关注。他们是鲍尔斯(Ed Balls)和库柏(Yvette Cooper)伉俪,分别是内阁儿童、学校和家庭大臣与财务大臣。这对夫妻档在未来工党领导权之争中,悄悄地向舞台中间靠拢。
从2006年开始,布朗系劝退布莱尔,这场内斗一开场就是高潮,其后的党魁选举,是一场混乱的过渡,哈曼女士击败了党内左派约翰逊,后者是现任卫生大臣,工会出身,是工党左派青睐的人选,现在看起来,约翰逊的落败,这是新工党与工会之间裂痕扩大的征兆。
在上周谣言中,试图取代布朗的哈曼女士生就一副近乎教条的“政治正确”原则性,有点马列老太太的趣味,在任何问题上都是义正词严,却缺乏解决具体问题的可操作性。典型事例是,2009年1月哈曼女士主推“家庭背景”政策的咨政工作,试图让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成为入学、进入公共部门的一个强制性参考因素,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人士进入公共机构。这种力推政治正确的过度公平,遭到英国民众,特别是保守选民的讽刺和不满。偏保守的《每日邮报》毫不客气地披露了哈曼女士的家世,满口公平的标准之下,其家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精英和政治既得利益者。不幸的是,这种虚伪,已经在新工党晚期,日益明显。
42岁的埃德鲍尔斯不同,家世相对平凡,在政学界自我奋斗,懂经济,敢亮剑。在入阁之前,是布朗团队中的经济顾问,是他为布朗发明了“后新古典主义的内部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这个理论是布朗在执掌财政期间的政策源头,鲍尔斯因此也被视为布朗系的中坚。值得注意的,鲍尔斯的妻子库柏女士,是工党新生代中女性代表,在英美政界人脉深广。
鲍尔斯在政治斗争是悍将。对内,鲍尔斯敢于批评工党大佬斯铎(Jack Straw),斯铎是现任司法大臣和上议院领袖,被认为最具实力与布朗竞争的实力派,然而年事已高,掌权的可能性极小。对外,到目前为止,鲍尔斯是布朗内阁内唯一能够公开与保守党的卡梅隆针锋相对的狠角,在议会辩论中,曾经一句“so what”,一股浑不吝的胆气表露无疑。
相比之下,去年8月,米利班撰文高调谈改革,低调批布朗的小动作,虽然打出了一个小高潮,但是与鲍尔斯入阁以来稳扎稳打相比,前者明显缺乏一个政治强人的充沛元气。
在英式民主的话语里,公开的反对与隐讳的拆墙脚是挑战的两种形式,前者在党际之间,后者在党内。在布朗不断地向选民暗示自己的经济管理能力,整个工党也在强化这个观点,几乎每一个异见在发声之前,都要背诵一次,布朗是救市的上帝。相比之下,鲍尔斯在2月10日,极富寓意,他认为英国的经济衰退可能长达15年,而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将改变一代人的政治思考方式。而布朗预测的是,英国经济能够在短期内可以复苏。
2月20日 最好的朋友一个认识了五年的朋友,要离开布里斯托去伦敦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布里斯托大街上突然少了一个人。如果有送别的饭局,我的祝福都想好了,就是“你以后去看温布尔登,就不用起大早赶车了”。 不过,这句话,我不一定会说。 自私的我 “朋友”在我30岁的时候逐渐成为一个问题。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1)谁是我的朋友?;2)我的朋友怎么样了?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很自私的,只是为了通过朋友看一个“我”。所以不想也是好事,说明我过去不是很自私,大概是来英国之后变了。 因为父母的兄弟姐妹众多,枝蔓开来,导致了自己同辈兄妹不下三十人,于是我从小基本上在家族里面学社交,不用找社会上的朋友玩。久而久之,形成了封闭而自然的交友方式。 所谓封闭,就是不会掏心窝子说心里话,因为不用刻意去接近一个人,兄弟姐妹的血缘天生,不需要这么周折;所谓自然,因为习惯了把亲戚当朋友,我把朋友当作与生俱来的关系,跑到外地读书的时候,虽然浙江人多少貌似小沈阳的“婉约”,但是我见人却有点自来熟,加上喜欢吃吃喝喝,酒肉朋友众多。 我一直以为喝酒吃肉能够见性情,买单请客的风格都是一个人的品质修养,所以并不遵循古训,只求“醉时同交欢,醒后各分散”。 英国的酒肉贵,交友的密度少了很多。又因为言语隔阂,我少有固定的外国友人。在校时候,参加社团众多,往往一年之间,人只见过一面,连手机号码都已经换了三个。久而久之,兴趣也淡了,不会逼着自己来趟英国,真的像在联合国上班一样,非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精通几种文化,张口闭口世界观和天下。 抛开全世界,只以学历划分,本科、硕士、博士和职业人是在英国交友的四个圈子。本科生,我已经错过。有一天夜归,听到马路对面三个喝醉本科生一路喧哗,其中一个说,86,难道我看起来这么老吗?我是88的。他们的醉话,把我喊醒了,一下子明白了所谓的代沟,不一定是在我和父母之间的那条电话线,还有就是这条相隔不到十米的马路。 而硕士往往为自付的学费所迫,大多数忙忙叨叨打工赚生活费,鲜有能够从容坐下散漫地聊天。能够一路从博士读下来的朋友,也面临着异地就业或者海归的抉择。我的这番思揣是这些年感受一点点汇集,当朋友一个个要走的时候,感觉逐渐清晰,最终问“谁是我的朋友?”。 职业人是第二个问题的开始,也是我自私的源头。在中国,我读书干媒体,自由宽松,颇有体制外的意思,不明白处级和局级的房子,哪个大;在二十五六岁出国,还不到开大学同学会,比事业,比级别的时候。而在英国做学生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了很多工作人士常常有自己的羽毛球小组,发帖子找人打球,常常说明最好是上班的。潜移默化,我慢慢明白,英国,也许欧美国家都是,虽然鼓吹自己的social mobility,但是在这个社会提醒你所在阶层的标志无所不在,你租的房子地段,度假去的地方,常去的超市,甚至还有你吃的那块鸡肉生前的活动范围。 而盖在你身上的戳,或者成为你交友准入的,就是那一份工作。这份工作的意义,顿然加剧了“我的朋友怎么样了”的压力。第一是和当地的朋友比,第二是与国内的朋友比。双重压迫之下,“朋友怎么样了”的想念,转变成了自己混得怎么样的标杆。我不知道如果我继续生活在国内,继续过着自由宽松的日子,会有什么样的朋友出现。但在这里,我以后认识朋友,就像加入工会一样,大家都是八小时的努力工作的职业人士。 于是,我想轻松一下。 作为松鼠的朋友 父母来到英国。父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自幼闯荡江湖,擅长的就是光膀子做戏,从无到有。也许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性,因其一无所有,所以并不会用什么层次、多少级别、有无工作等框框来束缚自己。要说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就是能够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而不是专靠海归和贤良士绅。 在布里斯托,父亲常常独自出门散步。母亲问他,一个人出来,问路买东西怎么办?父亲毫无怯色,说他们讲英语,我说中文就行,他们都听得懂。母亲嘲笑父亲吹牛,父亲讪讪不语。然而,突然有一天,母亲在家里生气,说父亲不但吹牛,而且还撒谎。 原来父亲常常独自去家附近的山上闲坐,回来对母亲说,自己认识了五个英国朋友,还给他们面包水果吃。母亲非常生气,因为父亲告诉她,那些人问他从哪里来?父亲说中国。问题是父亲根本就不知道China怎么说。我猜测可能那些人是山上的流浪汉,打算劝父亲和他们保持距离,免得惹祸上身。 终于有一天,母亲跟着父亲上山,回来以后大笑不已。原来,父亲在山上,和五六只松鼠在自言自语,每次带的面包水果都是给了它们。 也许这不是父亲吹牛和撒谎,而是他的幽默。这种幽默,骨子里我觉得是和英国人的自我解嘲,或者humble的风格相通,只可惜我们常常忽视自己的草根之乐,以为别人的才叫文化,够Britishness。 在英国,因为朋友的问题,我感到生活压力日渐增大,所担忧的并不是将来是否成功,衣锦还乡,而是害怕有一天突然萌生出不愿意做职业人士的念头,这种念头,简直是自绝于朋友,好似自闭症一样,在芸芸众生间,穿上了一件心灵上的隐身衣。不职业,不在职业和社会的阶梯上一起往上爬,在这一片孤岛上,是不是顿时没有了交朋友的资格? 我也和父亲一样,能够欣欣然与松鼠做朋友,不愿意将一段柔性的友谊物化为一截笔直的标杆。然而,在这里,不愿意出人头地,意味着失去了交友的资格。想来,这比失业都可怕。 2月15日 钱烈宪要发言博主遇刺
纪念马克思12日,借布里斯托大学的东亚研究的机会,采访了Meghnad Desai勋爵。知道他也是很偶然,博一时候,在图书馆闲转,看到一本书叫Marx's Revenge,于是就借来看了,拿起那本书的动机之一,就是想重新看马克思。作者就是Desai勋爵。他的书2006年在国内出版,人大出版社。Desai博士长了一头唐金式的头发,因此说话的爆发力有点像类似发型的张五常。他对中国估计很高,原因很简单,他认为中国有钱,理论也更加简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问了一个问题说,您似乎在鼓励中国人用现金来购买在世界金融的权力?但是中国人可能更加愿意做一个低调的百万富翁,而不是一个贫穷的世界领袖?他的回答很坦率,i never take China seriously,大意是他不相信中国人的谦卑,和平崛起,是一种真实的姿态。有钱之后,中国肯定会谋求在世界的更大权力。
如此在意这次Desai的讲座,不得不承认一点,马克思对我的生活很重要。如果检点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也许每个人都被特定的人物影响过。而马克思就是影响我的人,或者说我们往前三代人,往后两代人,这其中有时代给我的影响,在中国从小学习一些马列主义并不奇怪。而且,我觉得中国的马列主义,有一种宋明理学的逻辑在里面,掌握那套思维方式,对为人处世很有用。齐如山曾说,人生有一种境界叫不由恒蹊,但是前提是要知道恒蹊是什么。对于我来说,中国的马列主义就是在中国生活的恒蹊,从这里开始可以把后面的思想、理论、代表和观一路打通。
对于马克思本人,我理解他的肆意胡闹的大学生涯,能够体会他尴尬潦倒的生活状态,当然也包括他那种极度自我中心的人生态度。而马列选集的中文语言,是一种非常华丽的语言,凝聚了一代中国外语人才的心血翻译,也是一个时代中文书面语的纪录,值得诵读的作品。
年纪渐长,渐渐失去了过去对学术近乎宗教的敬畏,也少了韦伯要比马克思高明的潜判断和心理偏好,有时候这种潜判断是出于对教育制度和教条的叛逆。读完博士之后,大概明白学术学问的精彩所在,是基于问题的提出和回答的本身,而不是附丽于此的“学术史”判断、“真理”含量。回到提问和回答上,马克思的思想是从学术出发,一种深邃与诗意并存的提问,能够散发出一种艺术感,类似于达尔文的魅力。
2月9日 习惯被反对,从鞋开始当布什第一次遭到鞋子袭击的时候,世界大国的领导人就应该警惕第二只鞋子,剑桥大学却大意了。2月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剑桥大学演讲,遭遇一名德国籍研究生的鞋袭,称其为“独裁者”,最终这名学生被驱逐出场,并将被起诉。
抛开鞋袭事件的新闻效应,温家宝总理访问受到了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布朗领导下的工党政府,对中国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尤其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之下,英国的抱大腿外交特点日见鲜明。在这场高层访问之前,英国外交部在2008年11月宣布取消了对西藏特殊地位的承认。紧接在2009年1月外交部发布了中英未来合作框架。
从2001年胡锦涛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英至今,中国国家领导人访英过程中,受到的欢迎程度逐年递增。在英国民间,对中国缺乏了解,也缺乏对印度的那种亲切感和历史认同,中国国家领导人访英现场抗议者与支持者对峙,两个不同的“中国观”同时在场。此次,以温家宝在国内的民望,多年积累的勤政为民形象深入人心,耄耋之年,受到如此的待遇,于公于私,都会让国人感到极大的羞辱。留英中国学生中挺温的声音,占据主流。
事实上,温家宝总理在英国访问期间,一直面对海外不同政见者、法轮功和自由西藏运动的示威抗议。从2001年至今,中国国家领导人访英都受到这三股势力的示威抗议。它们为中国一直鼓吹的“软实力”概念,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政治价值观、宗教自由和多元社会。这三个概念在中国语境中,都有自己的表述,然而其“中国特色”情结郁结,难以输出。尤其是,中国语境中,政治命题缺乏充分公开的辩论,尤其是强有力的反对,自话自说,习以为常;一旦走出国门,遭遇反对,从上到下,很容易寻求情绪上的诉求。
在英国政治体制中,专司反对是反对党的职责所在,作为一个国家,反对实质为一种全面的声音扮演了一种补充角色。在执政的工党政府对中国日渐亲善的潮流下,在野的保守党和自民党,能够说出工党所不愿意重点突出的看法。布朗谈中国的崛起,卡梅隆就批评中国的人权。布朗不见达赖喇嘛,卡梅隆和克雷格以见达赖为荣,争取媒体曝光度。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英彼此在对方的外交格局中,分量不重,至今改变不大。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势头强劲,在世界舞台上,英国的外交中介作用极大,尤其是在平衡欧洲关系上,中国对英国有所依赖,其次,虽然美国依然是世界领跑者,但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经验习得,却可以从英国入手。
BBC的解读暗含讽刺意味,对比了布什和温家宝受袭在中国政府层面的反应。在布什遭受鞋袭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展现了少有的风趣幽默,而面对这次温家宝受袭,则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个人层面,海外中国人一度担心的是被歧视,在国家关系中,中国习惯了被封锁。如今需要习惯被反对,这种从因封闭导致的对抗,转成交流中的冲突,是件好事情。
2月6日 这种卑鄙的伎俩,不能够阻挡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亲爱的用户 您好! 2月4日 了解中国,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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