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曾飚

 5月10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宣布自己将在6月27日辞职。布莱尔走完自己十年仕途，其政治遗产正受到了广泛讨论，《卫报》用“改革、和平和战争”来概括布莱尔的政绩。

 改革之中，布莱尔鼓吹的“多元社会”，加速了英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流动。在政治上，具体表现之一，新工党从1997年开始，大力推进英国贵族院的改革。

 在布莱尔宣布辞职之前，5月1日，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的首席执行官布朗尼（Lord John Browne，贵族院议员）宣布辞职，原因是向法院隐瞒自己与一名少年保持了4年的同性恋关系。布朗尼是布莱尔青睐的企业家，他将BP带入了世界顶级企业行列。其特殊的贵族院议员身份，使得他的辞职，重新引发了布莱尔遗产中的“贵族院改革”与“献金丑闻”的讨论。

 新工党1997年的政治纲领中提到贵族院改革，“作为一项首要的，内部自发的改革，将独立于其他改革，在贵族院内，世袭贵族的地位和投票的权力将被成文法律所终结。”布莱尔计划第一步是减少世袭贵族，第二步是重新调整贵族院的构成和职能。

 1999年，英国贵族院改选，世袭贵族席位从？减少到92名。2007年3月，平民院通过如下议案：全部贵族院议员由选举产生。

 所谓“献金丑闻”，则是通过向政党捐款获得终身贵族提名，从而进入贵族院。从去年到现在，虽然“献金丑闻”调查还没有最终结果，但是至少为布莱尔创造了一项纪录：有幸成为第一位在任内接受警察调查的首相。实际上，政党赞助人通过捐款，来获得政党支持，以终身贵族身份进入贵族院，在前保守党首相梅杰时代就有传闻。

 贵族院的改革和丑闻，反映了“贵族”遭受现代民主的挑战，然而民主政治所强调的操作技巧，在淡化“贵族”光环，也展示了自己不够精英的庸俗含量。

 这也许折射出英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保守、传统和绅士日益成为世人对英国的“刻板印象”，在伦敦街头，当很多中国人还期待看到想象中的英国绅士，围观白金汉宫的皇家换岗仪式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国家更加真实现状却是：日益粗鲁的青少年、未婚少女妈妈、崩溃的家庭、难以界定的不列颠性（Britishness）。

 在这十年来，这种形象剧变造成的失落，英国媒体还没有正视，以英国人热衷的辩论来深入地自我反思，从积极角度讲，他们依然坦然地面对这场剧变，这个民族足够自信和承受力强。而政治上，“贵族”形象却实实在在地走向末路。

 显而易见，在布莱尔领导下旧贵族的位置被新阶层所取代。这位先布莱尔而去的布朗尼贵族议员，18岁加从BP做学徒开始，苦干了41年，成为BP的首席执行官，年薪350万英镑，分红1200万，入选贵族院，成为典型的终身贵族。

 贵族院作为英国贵族的渊薮，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被深深地触动过。一方面，英国的世袭贵族越来越少，从1964年到现在，英国王室仅仅册封了5名世袭贵族；另一方面，在民主浪潮高涨的今天，贵族院面临着选举和代议制度的挑战，“贵族” 背后的中世纪内涵，逐渐淡处历史舞台。

 目前，英国大约有700多名世袭贵族，然后《1999年英国贵族院法案》，将英国世袭贵族的席位裁减到92名，引入了大批的终身贵族，他们往往是当今英国资深政治、经济人物，比如“第三条道路”政策的倡导者安东尼·吉登斯博士，素有布莱尔的“帝师”之誉。辞职的布朗尼也在此列。

 然而，贵族在被时代所冷落的今天，大众却依然保持对他们的好奇心。毕竟这个世界上，与生俱来的东西，毕竟稀缺，总是带着某种神秘的吸引力。

 那么，“贵族”在英国社会还意味着什么？

 戴安娜是灰姑娘吗？

 “贵族”可以从一个被误读的“灰姑娘”故事开始。

 1979年，英俊潇洒的蒙巴顿伯爵遭到爱尔兰共和军刺杀，被炸身亡。死之前，他曾经建议自己风流成性、年近三十的侄孙，也就是查尔斯王子，找一个涉世未深的童贞女结婚，因为这样她会在婚后敬仰自己的老公。

 蒙巴顿伯爵是英国女王丈夫爱丁堡公爵的叔叔，也是查尔斯王子的监护人。他是查尔斯王子最信任的长辈，他以“尊敬的叔公”相称。查尔斯王子结婚决定，受了他深刻影响。有趣的是，也是这位叔公鼓励查尔斯在婚前尽情享受爱情。

 1981年7月29日，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的婚礼在英国伦敦圣保罗教堂举行，全球近10亿人收看了转播。在中国，这场婚礼常常不恰当地称为“王子和灰姑娘”的童话。婚后的“灰姑娘”绯闻频传，王子没有得到这样一位“涉世未深的童贞女”的敬仰。世纪婚礼以离婚收场最终，1997年，戴安娜以王子前妻身份，死在自己情人的车上。

 那么，戴安娜是灰姑娘吗？

 显然不是。戴安娜王妃的父亲是约翰·斯宾塞伯爵八世，母亲是Fermoy男爵四世的女儿。戴安娜父系祖先一直是英国贵族，其中亨利·斯宾塞（桑德兰伯爵一世）战死在反对克伦威尔的英格兰内战中。而这场内战的核心问题，就是英国贵族支持王室，对抗新兴平民院。

 但凡贵族，总有自己的祖地，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郡望”。目前，斯宾塞伯爵家族的祖屋在Althrop，位处英格兰中部城市北安普敦。其来源是斯宾塞伯爵一世老婆的嫁妆。目前房产归戴安娜的弟弟查尔斯·斯宾塞伯爵九世所有，他也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教子。

 笔者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参观，这是一处被北京颐和园差不多大小的庄园，透过庄园的围墙，可以看到一处鹿苑，中间的主楼是乔治亚时代的建筑。这不是一个灰姑娘生活的地方，如果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这里就是一个王国，而戴安娜就是名副其实的公主。

 戴安娜王妃死后，就埋葬自家庄园湖心岛中。每年戴安娜忌日，戴妃迷到此地奉献鲜花，表达哀思。

 在被查尔斯的王室光环笼罩之下，戴安娜的大贵族背景一直被忽略。也许，身为贵族，却得不到贵族般的尊重，存在的价值，仅仅成为公众媒体的八卦，甚至是嘲弄的对象。这是一个日益平民化社会对贵族的冲击，也是贵族刻意保持低调的原因。

 在历史进程中，贵族在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地位，扮演了举足轻重地位，没有贵族的支持，英国王室不可能获得自己合法权利。

 英国贵族的来源

 英国贵族来源颇为复杂，与大不列颠历史紧密相连。在不列颠历史的每个阶段，贵族集团中都引入了不同成分。盎格鲁-萨克逊时代（？），这个时代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英格兰有诸多王国，莎士比亚名剧《李尔王》就是描写其中一个王国的继承故事。此时的贵族，是国王手下的骑士，帮助管理地方，他们的头衔保持世袭。

 经过罗马文化洗礼的英格兰，罗马天主教在当地开始流传，天主教层级体系也引入到这里。居于基督教体系高端的大主教和主教也成为贵族的一部分。这部分成员，在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之后，依然保留在贵族体系中，只不过是变成了英国国教身份。在今天英国的贵族院里，为英国国教保留了Lord Spiritual的位置。

 1044年来自法国的诺曼底公爵，率领2万军队征服了英格兰南部，他们的士兵成为贵族。此后贵族的册封，一直被王室所控制。在英国议会没有正式出现之前，贵族在英国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历史角度看，贵族并不是与专制划等号，相反，作为民主参与者，贵族、平民和王室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对话和协商的主体。这种公开讨论的精神，也是英国议会深厚传统。

 在中世纪英格兰，也就是封建制度盛行时代，英国议会前身是一个国王的资政委员会，来自各地的贵族代表、宗教领袖为国王的决策提供服务；1295年，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parliament）召开，史称“模范议会”（model parliament），此后，议会与王室权力一直处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中。

 从十四世纪成立以来，英国贵族院作为英国议会（Parliament）的一部分，在权力方面经历了由盛到衰过程。爱德华三世（）时期，英国议会分为贵族院和平民院。前者由于掌握了大量土地，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优势地位，贵族院的权力大大超过后者。

 玫瑰战争（）改变了两院力量对比，这场是一场争夺王位的战争，两派贵族分别拥戴约克和兰卡斯特公爵为王，使得大量英格兰贵族丧生，最后胜出的却是都铎家族。

 战争带来的伤亡，使得贵族大量财产转移到王室手中，同时导致了封建制度的衰弱，平民院势力在增长，然而最强大的还是王权，特别是到了亨利八世时代（）。这位为了娶上第七个老婆，敢于和罗马教廷决裂的国王，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为强势国王。

 在亨利八世强大的王权阴影下，平民院和王室冲突逐渐凸现。最终1640年英格兰内战爆发，在这场内战中，贵族院站在了王室一边，克伦威尔领导平民院打败了王室和保皇力量，并在1649年宣布废除贵族院。然而，1660年“光荣革命”之后，贵族院和王室重新建立，贵族院权力一直超过平民院，直到19世纪末期。

 19世纪的贵族院经历了重大变化，而今天英国上议院的改革，就是发轫于此。关于这段历史，不得不提英国一战期间首相劳合·乔治，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他也许因为促成《巴黎和约》而知名。1909年他的提出《人民预算》，试图向大土地所有者征税，该法案在平民院通过，但是在贵族院被否决，在随后的大选中，他发起了针对贵族院的活动；当选之后，他成功地通过了《议会法案1911》，在事实上废除了贵族院否决立法的权力。

 从此之后，贵族院权力一直受到平民院的挑战，历届政府都试图改革贵族院，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成效最大。

 谁还是英国贵族？

 英国的贵族主要分为两类：peerage（贵族） 和gentry（士绅）。前者分为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两种，世袭贵族是从英国历史上贵族沿袭下来，现在只册封王室成员；终身贵族一度由国王册封，现在是根据《1958年终身贵族法案》产生。

 世袭贵族分为公（Duke）、侯（Marquees）、伯（Earl）、子（Viscount）、男（Baron）的体系。在贵族院中的，都是出自peerage阶层，如果是世袭贵族，保留自己的封号即可。终身贵族头衔是名字前面加一个Lord，在级别上相当于男爵（Baron）。士绅阶层就是爵士，在名字之间加一个Sir，爵士不在贵族院之列。

 今天的贵族，在政治失去了以往的支配力。世袭贵族，让位给终身贵族，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同时，在经济上，也颓势显露。英国泰晤士富人榜上，英国王室公爵首富地位不断地被后来的巨商超过。

 然而，作为一种潜在影响，“贵族气息”在英国偏右的政治阵营中挥散不去。2005年12月，年轻的保守党领袖卡梅隆在当选党魁之后，BBC首先报道的就是他迅速地与英国年轻的百万富翁扎克·戈登斯密，大谈保守党的年轻化和环境问题。卡梅隆的外祖父就是一名贵族，后者家族是保守党忠实支持者。

 年仅32岁的扎克·戈登斯密，可以预见将成为卡梅隆将来竞选伙伴。如果仔细查看他家庭背景和家族人脉，那么“现代贵族”呼之欲出。

 他是英国亿万富翁詹姆斯·戈登斯密大儿子，曾祖父在法国经商成功之后，移居英国，祖父是保守党议员弗兰克·戈登斯密，其叔父深得保守党右翼支持。

 父亲詹姆斯风流成性，多次与贵族家庭联姻，一生有过四次婚姻，第三任妻子安娜贝拉是英国Londonderry女侯爵八世之女，一度是其情妇。安娜贝拉身为贵族，私生活混乱，在与詹姆斯交往时候，她还是商人马克·比尔利的妻子。

 除了扎克，她诞有他的弟弟本·戈登斯密。本·戈登斯密与欧洲罗斯采尔德家族的凯特·罗斯采尔德（Kate Rothschild）结婚，罗斯财尔德家族是欧洲传统的金融帝国，而吉尼斯集团相当于爱尔兰。他岳母也是大有来头，爱尔兰吉尼斯集团的后人。2006年，扎克传出与Kate的妹妹Alice的绯闻。

 有趣的是，卡梅隆家族与罗斯财尔德家族也是颇有渊源。卡梅隆家族与英国金融界密切联系，在日俄战争期间，高祖父埃文·卡梅隆爵士，时任汇丰银行伦敦负责人，曾经与罗斯采尔德家族商议，为日本发行战争债券。

 世袭贵族在英国贵族院席位的变化，能够看出英国贵族逐渐走出了自己最后的堡垒。然而在现代社会，他们对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依然会通过政党方式释放出来。在英国这样一个开放的国度里，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始终是主导这个国家两种思潮，贵族所代表不是一种“反动”的力量，而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保守意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贵族对自由的追求，比常人更加强烈，这种追求，常常以一种“精英”姿态出现。

 在英国，选票能够反映民意。如果说布莱尔所引领的英国转型，渐有“礼崩乐坏”的褪像，以致在5月地方大选中被保守党大比分超越。卡梅隆的政治道路，理想境界也许重新将“贵族”元素融入英国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民主而不失准则。换句话说，保守主义，将会以一种新形式出现，就好像贵族还是贵族，只是从世袭变成了终身。

2005年一个中午，我沉浸在实验室里，把午饭推迟到下午3点半，结果我的胃彻底崩溃了。那次之后，我从一个可以三天不吃饭的少年人，一下子进入了到点不吃，能疼出虚汗的准中年状态。

从那之后，到现在，我午餐可以变成了一条巧克力加上一杯咖啡，能够及时吃上一口，胃就满足了，连简陋的三明治都可以不用，非常的不中国。

曾经有人讨论“中国胃”，认为中国人在海外能够适应一切，除了食物。而我的胃很不中国。相术上说，南人北相，是大富大贵。中国胃不吃中国餐，也可能蕴含着一种出奇制胜的人生。

胃的拿来主义

我从小有轻微的胃病，常年在外下馆子，吃饭局看似肆无忌惮，五湖四海，实则暗藏乾坤，谋划在前。

也许是胃病让自己养成了很多习惯。比如，因为注意饮食搭配，强化了想问题做事情要规划，点面俱全；因为胃痛难以传达，造就了自己有心事不说，自然解决的耐心；现在，开始注重了及时补充能量，渐渐地造成了饮食上拿来主义，也避免了不以中餐盲目自大，不以西菜高人一等的偏颇。

胃的虚弱一方面导致了自己选择食物比较挑剔，另一方面助长了对食物的不懈探索。这一定程度上是种补偿，就好像父母对自己有残疾的骨肉，总是有些溺爱。比如，我常常发狂似大啖各种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的火腿片，算是一种大脑对胃的溺爱吧，或者是体内缺了什么元素。

这么多年了，回家必有一个仪式，母亲常常搞了很多炖品给我吃。温州人很信这些东西，比如鱼胶、冬虫夏草、番鸭汁等等。我每次都是近乎呆呆地喝完，很少异议，因为我相信我妈不会害我。

这次我突然喝完了牛肉汁之后，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心理学上的安慰剂。母亲问问什么是安慰剂？我说就是没病去看医生，医生常常给你点无关痛痒的药，让你吃了觉得自己好了很多。

母亲大笑起来，说，也对，这个牛肉，炖了一天，连肉都化成汁了，真是没什么营养。

无所谓了，胃不好了，我也就不要什么营养。能吃就吃，管他安慰剂，还是不宜入口。进补和尽孝、思乡、爱国类似的，不在乎它对你怎样，自己的意思一定要到位，一句话，拿来就吃。

想吃和吃了想

在英国，我很少大呼小叫地要吃中餐。首先经济上不划算，其次我对饮食传统很忠诚，好中餐都在民间，尤其是原生地的民间。有人到了温州，非让我带去吃什么香辣馆，简直让人暴跳如雷。

不过这次回家，我的确带了两个外地人，去了一趟小馆子。瑞安（温州地区县级市，我真正的故乡）外地人多了，一开口我说普通话，服务员给我推荐这个，建议那个，我说了几句方言，就把服务生的好意给挡回去了。我带客人看了一圈，挨个介绍海产，然后娴熟地点菜，完全不容客人开口。

皮皮虾，这是北京叫法，粤语是濑尿虾，详见周星驰《食神》。比较正式叫法是虾蛄，温州方言叫虾扣弹，因为其两个螯，样子类似螳螂的镰刀，据说可以弹碎普通玻璃。

弹跳鱼，一种生活在滩涂的两栖动物，方言叫“花澜”，看过一则Guinness啤酒广告，有一组动物退化镜头，最后的一个两栖动物，舌头被冻住了，极力渲染Guinness啤酒冰镇之后可口，那个动物就是花澜。为什么叫花澜？却是我根据方言读音造的；另外一层意思，这种动物身上有花斑，取其华彩斑斓的意思，用“澜”表示在水边。

瓜子蚶，一种瓜子大小的蚶，爆炒；辣螺，一种很丑陋的海螺，居然是辣的，很有意思；水潺（鱼字旁），一种深海的无鳞的鱼类，肉质鲜嫩，做汤极为鲜美。

那一顿，其实是第二顿夜宵。之前我们在酒吧已经吃了鱼饼、炒螺丝、鸭舌头等零食。这顿饭一直吃到夜里快两点，应该说那夜，我的胃很中国，很家乡。

在英国，我对中餐的想念居然有点要断的意思。这种不祥之兆，让我有点明白为什么很多去了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最后都向现实妥协，在当地娶了第二个老婆。

原因是“想吃”和“吃了想”斗争， 类似于精神分析中的本我（ego）和超我（supreme）的冲突。“想吃”是原始的欲望，而“吃了想”是理念上认同，它们交汇在具体的“吃”上。当现实的吃，不能够平衡欲望和理念的时候，就让你不得不选择了。

从始至终，我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困境中：有太多的“吃了想”，却不愿意迁就“想吃”的粗鄙，于是，我最终决定：不想吃。

中餐日远，胃很压抑。假如食与色真的是性也，每一次回国，每一次吃就是一场出轨。

《纵横周刊》

文  曾飚  

本周英国政坛焦点人物是教育大臣艾伦·约翰逊，媒体曝光率相当高，本周两条重量级新闻与他有关，第一是他主张英国私立学校应该与公立学校分享资源，第二是他抨击贸易大臣要求优先考虑英国公民住房的权利，认为这样的言辞是“不列颠民族党的言论”。这两条新闻，大致可以勾勒出约翰逊延续新工党思路。  

此人一度被认为是布朗党内竞争者，事实证明他应该是副首相普雷斯特的升级版。如果不出意外，约翰逊将会在本次的副首相选举中胜出，目前他获得最多的工党议员提名。  

这位一脸儒雅，中产阶级派头十足的工党议员，实际上是工会资深人士。2004年，他成为英国政府中四十年来首位工会领袖出身的部长。一旦他出任副首相，上一层楼，将极大团结英国工党左派。  

约翰逊自幼失去父母，由姐姐抚养成人，15岁辍学，18岁做邮差，此后一直从事工会工作。从形象和性格上说，约翰逊与副首相普雷斯特差异很大，后者属于非常老派工人作风，不善言辞，曾经在受到抗议者鸡蛋袭击之后，立马挥拳相向，毫不顾及形象。然而十年以来，副首相一直以来布莱尔和工党左派之间的缓冲器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普雷斯特自去年的婚外丑闻以来，却能够一直屹立不倒。  

布朗也需要这样的缓冲器。本次挑战布朗的力量虽然微弱，但是显示党内左翼工会对他将来执政的潜在冲击。工党中左翼在议会内部势力衰弱，但是在地方中左翼工党依然保持了一定影响力。布朗成功逼退左翼竞争者之后，他目前最需要考虑的如何整合这派力量。  

今年新工党经过地方选举的惨败，布朗应该清楚能否保证工党竞争力，这是将来当选首相的关键，而不是急于打出太多的政策牌。担负着左派期待，同时处事温和，形象清新的约翰逊正是布朗需要的人，也是工党未来台柱子之一。

其实这条河在口岸处，狭窄处区区五米。

到了河的对岸，我在城铁上第一时间知道威廉王子和女友分手，接下来两天，港报热评梁家杰竞选失利撕裂泛民阵营。深夜的地铁站内，夜归人站在电脑前看金像奖和电影月的资料。

这是我第一眼里的香港：资讯发达，自由有序。在还没有熟悉它的时候，写出新鲜感想。

十年后的初会

1997年的7月1日夜晚，我和几个朋友爬上了大学宿舍楼顶，一是避暑，二是看焰火方便。楼顶很平，站在上面，好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在大院楼顶俯瞰一切，印象中农园（北大食堂之一，当年设置大屏幕，放映回归交接仪式）方向，欢呼声起，如热浪般渐渐袭来。

就在那个淡然的回归夜里，我突然有强烈的预感：这座城市将会成为自己思想的资源之一。后来陆续认识了一些香港朋友，然而很多朋友仅对大陆生意和学普通话感兴趣，酒肉之后，常有相对无言的寡趣。99年前后王朔《无知者无畏》和《美人赠我蒙汗药》相继出版，其中过于香港流行文化和文化沙漠的争论，异常触动心弦，身在大陆，即使一点关于香港的只言片语，也会加以臆测，放在脑子里，以求将来对证。

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香港，对香港的想象却从来没有停止过。香港在我的脑海里，沉积了不同年龄阶段视野和社会经验。如果以影视为切入点，最早是邵氏、长城、李翰祥和李小龙，因为我小时候，常常看到引进的一些香港武侠片，其次是《大地恩情》、《霍元甲》、《上海滩》等港剧。之后，心有城府的周星驰，将自己无厘头电影自成一派；看完《蛊惑仔》和《无间道》之后，我恶补了李小龙全部作品，就离开了大陆。

也许那个回归夜，自己过于淡漠，近乎做作，于是事后常常检点一下“爱国心”。偶然机会看到香港导演陈果的《今年烟花特别多》，这成为自己理解香港的一个开始。在2005年平安夜，我独自在家，就着一瓶白葡萄酒，将陈果所有作品重新看了一遍。

这些都是香港的“软文”，硬战是回归后的争取普选运动。在香港三天中，每天我都买当地报纸和杂志通读，曾荫权选举大获全胜暂且不说，泛民阵营内讧颇为引人注目。

2002年开始，我开始关注香港民主派和普选。尤其跑到布里斯托来，隔壁的巴斯曾经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选区。周末在家，我常看星岛旗下的《星岛日报》和《东周刊》，翻了几次之后，大致判断是亲大陆立场，因此上面社论和有关民主派报道，自己常常从正反两面看，争取抽出一些中性事实。

在2006年，我在布里斯托华人BBS上遇到了两名至今让人印象深刻的香港网友。因他们介绍读了练乙铮先生（中央政策组顾问，《信报》总编）的《浮桴记》，也因这番阅读之后的争论，初步体会到了香港民主派的锋芒和论战功夫。

依然第一

在铜锣湾书店，我翻到几本关于香港文化的评论。除了金庸先生（《明报》创始人，小说家）和林行止先生（《信报》创始人，评论家）自创报纸，文商兼通，陶杰，董桥等作家能够借助媒体，获得影响力以外，香港普通文人（包括艺术家）和小市民比，都有很强的边缘感，一方面有点怨这个世道功利，一方面坚持自己事业，几乎偏执的感觉。

如果把香港人视为一体，那么这个整体的边缘感也在正在蔓延。这个话题在回归之后，董建华时代就在讨论，现在更加醒目。2007年，香港文化界中怀旧风渐盛，滋长了“边缘化”的情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很多新团体，正在涌现，比如三十会，就是带有很强香港本土色彩的青年社团，颇有“影子资政”的风采。

也许，我还是个新鲜人，满眼看到的香港，好处都还说不过来。虽然九广地铁公司饱受批评，然而这三天两夜里面，我常常坐船从大屿山到港岛，在港岛坐地铁，走天桥，其中的顺畅自如，非中国其他城市所能够比拟。

最近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香港第一，京沪紧随其后。但是我敢断言，京沪对香港，不是在争夺冠军的层次，而是追赶学习的阶段。

《今年烟花特别多》其中退伍兵一段台词，大致是当兵时候常常想着上战场，直到回归却从来没有真刀真枪干过，如今退下来了，才知道谋生比打仗更艰难，于是一群退伍香港兵去抢银行。其中大喊一句“这里就是战场。”

在我读书角度听来，是对自己在英国求学谋生的棒喝，也可以放到香港回归至今，普选诉求的政治角力剧本里，还有将来香港面对的越来越多竞争。

而今，走过罗湖，直面香港，探测不到香港的人文、民生和政治底深所在，然而激烈的锋芒不能失去，肯定不能够失去。套用陈奕迅《十年》一句：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

为人做事，要成功，靠认真。这点毛泽东都不否认，香港应该也不会丢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