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组里听朋友说起陈乐民先生逝世消息。起初对陈先生一无所知，网上找了一点资料，隐隐约约地觉得很多文章观点，似曾相识。找了很多学者的悼念之作，下面这篇开头提到了2008年的逝者，算是对过去一年的小结，于是选了这篇，其中提到了第四代学者的概念，也很值得玩味。 《南方周末》发表了另外一篇回忆文章，角度偏重体制内经历，可以对比阅读。相比之下，学者雷颐先生的悼文，更加有文人相惜的姿态。

看陈先生的经历，对自己也是心有戚戚。国际关系或者政治，是自己当初折中历史和职业的一个选择，预备将来做外交官，不想读了语言学，却又常常被人当作文学出身。实际上，看过我从小到大作文的人，一眼能够看穿我的文笔和才情的底限所在。

陈先生生平，大概与乔冠华同时代，乔在德国读哲学，业余当记者，以现在自己的处境度之，大概也是《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新京报》、《南风窗》等“海外特约记者”身份。在海外给国内写稿赚点稿费，大概是对新闻和时政有所偏好的留学生的一个副业，当年语言学大家王力先生在巴黎，也以王了一署名，给国内写稿子，最后还结集出版，《龙虫并雕集》。如果结合日常写作和对所在地的关注，积小成多，也能够成为一个业余的“专家”。这是我从2006年开始的想法，但愿2009年也能够有时间和精力，继续下去。

谢志浩：菊花残，满地霜——悼念陈乐民先生

 
一、2008年失去两位智者
 
2008年12月21日，追怀去世的文化大家。想不到，2008年一年之内，竟有三十来位文化老人离开这个鲜活的世界，当代中国学术版图，由于这些学术大家的离去，呈现严重的塌方。
    
统计2008年去世的文化老人的年龄，苦涩之中尚带一丝宽慰，好多学者得享高寿，未尝不是学术晚辈的福报。蔡尚思104岁，王养冲101岁，骆耕漠、谈家桢100岁，瞿同祖、周尧98岁，陈锡祺、陈振汉、任美锷96岁，王永兴95岁，王叔岷94岁，贾植芳、唐敖庆93岁，王名扬92岁，滕维藻91岁，张芝联、蒋学模90岁，孔德成89岁，彭燕郊、柏杨、王元化、陈述彭、方平88岁，袁可嘉、金堤87岁，萧萐父84岁，彭明83岁，严四光、金开诚76岁。百岁老人有四位，九十老人有十三位，八十老人有十位，不到八十岁的有两位。

元旦期间，虽染微恙，终有闲暇。信手打开学术批评网，迎面看到陈乐民先生于2008年12月27日去世，遗体已经于29日上午在八宝山火化，这是2009年听到的第一个不幸的消息。陈先生生于1930年，待人接物，温文尔雅，且有书画娱情，佳人陪伴（先生的夫人资中筠亦是我所敬重的学者），按理说再有十年、甚或二十年寿数，亦属正常。

2008年流年不利，5月9日，有学问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离开我们，12月27日，国际政治学界的中原武林超一流高手陈乐民先生溘然长逝。一年之内连续失去两位智者，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何其不幸！当代中国学术版图中，具有理性清明的第四代学者，更显寥落了。
 
二、第四代学者的异数
 
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大陆鼎革，第四代学者可以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陈乐民先生也不例外。不少晚辈，看到陈先生深厚的文史功底，大学先后竟上了四个（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好生羡慕，竟有不少晚辈认为先生底子好，比如雷颐在《一身跨两代：阅读陈乐民》一文中，就典型地表达了此种看法。雷颐是我所尊敬的学者，他认为陈先生底子好，肯定有他的理由。大概，在雷颐先生眼中，陈乐民身跨两代，文人的情趣，传统的礼数，浸润那一代的心灵。江山易手，大陆鼎革，在大历史上，真是礼崩乐坏。陈乐民那一代，小时候，所感受的人文生态，到了1949年之后，很快就消失了。
    
我之所以说陈先生底子不好，指的是与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相比较，传统在他们身上，已经很弱了。而且，生不逢时，一出生，就赶上九•一八，上小学的时候，日本已经占领中国半壁江山；高中的时候，国共争锋，兵连祸结；大学求学，已经是新社会了。大陆第四代学者，生存环境，格外残酷,人所共见。所以，在我看来，第四代学者，就更应受到同情的了解与温情的敬意。总与前三代相比较，第四代的收成，显得更加可怜。我一般不愿意论述第四代学者的学问，比方说王元化、江平、吴敬琏，历史没有给他们做学问的环境和心境，实在寻找第四代学者的成果，我们只能跨越浅浅的海峡，来到台湾。时代的印痕，谁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摆脱。
    
“后天失调”，指的是没有从容学习前辈学问的氛围。看到先生与四所著名学府的关联，把李怀宇惊羡的，目瞪口呆。民国时代，一个种子选手，同时与几所大学有关联，并不是什么不正常的情形。这是1949年之后，晚辈们少见多怪。钱伟长1931年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唐山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资中筠1947年考取燕京大学，尽管父亲资耀华先生是平津有名的银行家，教会学校昂贵的学费不成问题。上进的资中筠，获得燕京奖学金，可以免学费，还是毅然决然退学，梦想水木清华。为了保险起见，跑到上海考了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结果，天随人愿，同时考取三所大学，当然，清华是首选。资中筠就是奔着清华图书馆去的，水木湛清华，真是做学问的仙境。老辈人曾经拥有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晚辈可望而不可即。
    
实际上，北平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陈乐民一连串上了四所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但是，人文生态已经发生变异，转型时代的风尚，不可能不体现在大学，大学也不可能不经受转型的痛苦折磨，比如说，正常上课的时间，已经难以得到保证，院系调整和思想改变运动，若一体两翼，大学无论从生态或者心态，都在进行蜕变。
    
1953年，院系调整过后，陈乐民和资中筠的两所母校燕京、清华，物是人非。燕京大学已经从学术版图中消失，清华大学文科和理科，被肢解到北京大学，北大红楼风景不殊，但是改换门庭，北京大学鸠占鹊巢，来到燕园。一系列的外科手术，加上内科手术——思想改造运动，人格不独立、思想不自由的种子选手，就被克隆出来。
    
陈乐民先生经过，来到原来燕京大学的所在——北京大学，连毕业论文都不用写，照样毕业。早陈先生两年毕业、后来成为陈先生太太的资中筠，至少在清华还完成了毕业论文，尽管导师是钱钟书，但是，资中筠与学友冯钟璞（宗璞），已经没有那份淡定与从容了。火热的革命浪潮，席卷北大红楼、水木清华与未名湖。
    
当然，陈乐民的老师，都已经成为我们眼中的大师，在这个把大师当作稀缺资源的时代，无论如何，也是眼红心热，似乎我们已经患上了“大师欠缺综合症”。
    
第四代学者，最怪异之处，就在于自觉成为“棍子”，学问者云，实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那是重用周扬、培养姚文元的时代。所以，在那个时代，那么多政治运动，养育了学术界“杀熟”的种子选手。陈乐民看到“脱裤子”“洗澡”运动中，清华外文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可怜巴巴地做检讨，有点于心不忍：‘吴先生的检讨已经够深刻的了’，就可以引来无数群众的目光，组织就要派人给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陈乐民做工作。可见，思想改造运动，就已经开始自觉培养“杀熟”的种子选手了。好在陈乐民1953年就毕业了，帮助老师过关的时候，还可以温和地称呼“先生”。但是，尊师重道的传统，开始礼崩乐坏。
    
陈乐民在严酷的时代，作为“党的好孩子”，确实非常幸运。一般人看到的是，陈乐民作为新中国培养的新知识分子，在百废待兴的时代，刚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外事口”，从事“民间外交”的翻译工作。要是在民国，外文系的种子选手，要么教书，搞研究，要么翻译文学作品，那才是真正的学术工作。但，在新朝，口译和笔译文件，才是上品。现在回想起来，只是充当工具，“外语”本身的人文属性，已经不大具有，可以为意识形态争论出力，这才是重要的。
    
服务于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陈乐民，长期住在维也纳，幸运之处首先在于躲过了多次政治运动中的尴尬，即不当运动员，也不运动别人。就是在维也纳，爱情来到陈乐民身边，1956年维也纳来了一位陈乐民清华的校友——资中筠。能够与佳人资中筠过一辈子，我们晚辈特别羡慕，陈乐民是特别有福的人。
    
难以想象，冷战的时代，铁幕张开，一对爱侣能够“超然”于不堪的国内政局，经历国际风云的洗礼。如果，要说陈乐民先生开辟的“欧洲学”的渊源，不能不说维也纳的四年历练。陈乐民的脚步，走过欧洲好多地方，“万里路”所见所闻，作为酵母，为以后的学术发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现在搞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后生，所谓第五代学者，不一定都有陈乐民这种便利。
    
当然，陈乐民幸运的地方，还在于得遇有情趣的大干部，比如李一氓、楚图南，都是陈乐民的领导。李一氓、楚图南都以书法名世，李一氓还是一位大藏书家，在维也纳，老先生搜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老版本的图书。耳濡目染，使得陈乐民具有深厚的文史情结。陈乐民、资中筠要是碰上混账的大老粗领导，能否成为读书人，就很难说了。当然，陈乐民、资中筠自己的业余爱好，“童子功”也在起作用，陈乐民为了慰藉故国之思，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带去了不少文史书，比如李杜诗集。
 
三、两次思想解放
 
八十年代，陈乐民、资中筠两位先后离开外交部，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乐民1983年，资中筠1985年。资中筠来到社科院，还是李慎之先生点的将。资中筠在飞机上巧遇李慎之，“慎公”慷慨激昂的一番陈词，感动了资中筠。
　　
李慎之这个人，具有学术领袖的气魄。八十年代初期，“慎公”作为社科院美国所掌门人，引进茅于轼、资中筠、严四光，别具一格的学术眼光，于此可见。茅于轼对美国所非常感怀，进入那里，如鱼得水，因为美国所的学术环境非常宽松。陈乐民内心佩服李慎之先生，但是，温文尔雅的陈先生，胆子比“慎公”要小多了。但是，陈乐民执掌欧洲所时，奉行无为而治的理念。陈乐民、资中筠来到清水衙门——中国社科院，本来就是为了那里的清闲，摆脱外交部那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两人都是做不来“官”的，他们给自己后半生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陈乐民研究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资中筠研究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
    
陈乐民担任欧洲所所长，资中筠担任美国所所长，成为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学术标杆。国际政治学术界，原来的主旨也不是学术，只是为有司提供一点咨询。但是，有三位学者，为思想贫瘠、学术孱弱的国际政治学界灌注了生命力，那就是李慎之、陈乐民、资中筠。国际政治学界也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李慎之为中心，以陈乐民、资中筠为两个基本点。三剑客，现在只剩下一剑客，思之惘然。

李慎之、陈乐民、资中筠之所以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三剑客，他们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当中，经过反刍，明白了一些道理。吃着“狼奶”长大的第五代国际政治学者，疑似明白了一些道理。就像有些很乖的学生似的，你问他：明白了吗？他也在不停地点头，实际上并没有明白。第一次思想解放，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疑似明白道理。但是，1 989年就不一样了，“慎公”坚决不做官，九十年代中期，李慎之、陈乐民、资中筠大彻大悟。这次思想解放，没有悲悯之心，没有人格独立，是根本做不到的。为什么这一时期，不少老辈知识分子彻底明白道理，而“现役”知识分子——第五代学者，反倒不能进一步解放自己的思想，而在那里装傻充愣，实在是舍不得眼看着到手的利益，知识分子一旦丧尽天良，什么勾当都能干的出来。
    
第四代学者多数不能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因为，他们没有反思一生的勇气；第五代学者，多数不忍心舍弃到手的利益。所以，进行两次思想解放的学者，屈指可数。只要迈过这道坎，就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陈乐民、资中筠之所以赢得知识界、思想界的敬重，就在于他们已经成为难能可贵的公共知识分子。
    
四、天鹅绝唱
 
早就听说陈乐民先生患有肾病，每周一、三、五都要到医院透析。到了“多病所须惟药物”的老境，长时期服药，副作用自然是很大的，关键在于，有可能丧失志趣。陈乐民先生乐观态度，使得病情比较稳定，同时，老先生愉快接受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约请，前往燕园登台授课。别看老先生早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导研究生，但是，并没有进行过系统授课，我觉得李慎之、陈乐民、资中筠三剑客，没有及早在大学里面给本科生授课，绝对是国际政治学术界的巨大损失。尽管，越来越不能令人乐观，但是，大学毕竟是知识分子最适宜的社区。
    
2002年北京大学三教101教室，在学生的搀扶下登上讲台的陈乐民先生，开始给大三的学生传授《欧洲文明十五讲》。别看老先生疾病缠身，但是，只要开口讲课，若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气象万千。每讲后面，还要学友们提出问题，当堂答问。整整一个学期的授课，老先生全神贯注，诲人不倦。
    
有人要问了，身体这么差，老先生还坚持了一个学期的授课，到底图什么？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早点把老先生请来，该多好啊！中国学国际关系的学生，就数1999级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有福气，能否得到三剑客之一的真传，很难说。但是，能够看到一代高手的表演，已经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了。老先生其实是在寻找衣钵传人呢？
    
老先生的苦心，没有白费。北大国关学院的学友们，对老先生的讲课，进行了录音，种子选手还将录音进行了整理，最后，讲课整理稿《欧洲文明十五讲》，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于2004年1月出版，到2005年4月已经印刷四次。我看到后，惊喜异常，正好作为比较文化学的教材。北大出版社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浏览过不少本子，但犯有同样的毛病，其实是写出来的文章集锦，叫了一个《十五讲》的名称而已。陈乐民先生的这本《欧洲文明十五讲》真是讲出来的，而且讲出了一番道理，老先生对于讲出的这番道理，具有深切的体会和感受。
    
看着老先生娓娓而谈，不知不觉进入思想的境界，随着老先生的讲解，思考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老先生胸中有一幅世界文明史的画图，才能够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私心以为，《欧洲文明十五讲》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先生关于欧洲文明史的体会和思考，在这本书里都能够有所体现。不妨说，《欧洲文明十五讲》是老先生的天鹅绝唱。
 
2009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