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一场话剧，契柯夫的话剧〈海鸥〉，据说很有名，我没有看过，直到看到男主人公射杀海鸥，给女主人公作礼物，想起来自己可能看过这个剧，却不知道何时何地。也许一种原型，听过看过很多类似疯狂的爱的初次表达。

 

昨天是在布里斯托old vic剧院，第二次去，第一次去看了Loot，散场后还特地买了一本剧本，当时听不懂绝大部分英语，昨天听懂了80%，看来经过五六年生活，英语还是有提高的。

 

昨晚的〈海鸥〉有点实验的味道，道具和舞美简化，演员在场与场之间，下来向观众要一些随身携带的东西，做道具。看的是演员的台词功力，应该说不错。按照我对俄国人的想象，昨天的人物肢体、语言和表情，应该是很英国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笑反应上与英国人有了基本一致的判断，他们笑，我也在笑，他们不笑，我还在笑。上次我贴了一张Simon Gray照片，也是一名剧作家，他写的Hidden Laughter，我一直期待有天可以去看看。

 

话剧，已经是博物馆艺术，昨天现场观众大概是演员的三倍左右，没有坐满。今年还是中国大陆〈恋爱中的犀牛〉首演十周年。对很多人来说，话剧也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手段，很少有生活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压缩了如此多的矛盾冲突，却又得到彻底的宣泄、暗示、质问和放松。

 

因为只有一张票，看完了一个人回家，布里斯托晚上十点以后气温，现在已经很冷了。路上重复了过去一个想法，在今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曾笠将成为自己生活中无法隔绝的存在体，今后的生活都将是以三人行为主调。希望有一天也带他和他妈妈一起来看话剧，只要他不闹。不过曾笠的奶奶在我出门之前，惊叹了一句：你们这里还这么土，还有晚上出去看戏的啊！

 

 

现在业余帮朋友主持当地一个英文谈话节目，算是自己的网站与当地社区的合作。

我自己听了三次自己参与的节目录音，感觉发音和表述很糟糕，有什么建议帮我提高一下，或者有什么反馈，对于节目

 

你可以点击下载过去的文档，有点大，但是会很快

 

最近一直找回忆这些电影，基本上是中央电视台或者省台周日播放的译制片。

有一部，我完全忘记了名字，应该是英国片，以我当时独自一人，突然看到后来发现是部恐怖悬念片之后，浑身发抖，惊恐之下，想不起来情节了，或者说，直到现在，还想把那个故事从脑子里抹掉，不愿意去回忆。不过那片中刻画了印度和英国的关系，这是我现在时常感兴趣的话题。

 

中国大学一般在9月初开学，英国的是在10月初。对于中国学生来说，这里开学前的fresher's fair(大学迎新会)，人山人海，误以为是对自己初来乍到的欢迎刚开始。在这台暖场之后，恰逢国庆和中秋形影相随，感觉到了英国，这世界也还都是我们中国人的。

　　跟随而来的无尽的打工、冷热不一的fish and chip、狭小的中国店、下午4点钟就黑的天、晚上8点钟之后空荡荡的街道，却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才是Englishness的真相。

　　此时，中秋节显得更加重要，顿时明白中国的月亮比英国的圆，于是开始给家里打电话，突然成熟地说，这里一切都好，请不要担心。父母来这边之后，都明白了。去年，我的父母探亲，中秋节晚上，老两口特地跑到街上看月亮，回来感叹说，奇怪啊，怎么感觉中国的月亮是比英国的要圆一些。

　　也许是那顿中秋大餐，让母亲耿耿于怀。两桌朋友聚在一起，一是庆中秋，一是给曾笠百日庆祝，近乎供给制的菜量，改良的港粤家常菜，吃完了，人人自掏腰包算账，两桌博士男女纷纷计算小数点之后应该是几个便士。母亲到家之后，对我不屑一顾，呲，你这也叫请客。于是回国之后，两口子吃了一个星期的馆子，还打电话来炫耀带劝诱地说，十块钱，菜市场的蔬菜随便挑，都是农民伯伯在山上自己种的。

　　记忆当中，中秋节并没有如此狼狈过。在北京读书的第一年，当时在昌平园分校，中秋与我的生日临近，我和宿舍里的朋友买了酒菜吃喝，没有AA。传达室有人过来说，家里来电话。我当时有点微醉，在电话里自鸣得意地说，大家都陪我吃饭，我在这里过得挺好。已经忘了当时是爸爸，还是妈妈和我说话。只是觉得从那之后，中秋节，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所有在北京的人来说，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每到中秋节的晚上，北京的夏利、富康常常拒载，因为司机也都赶着回家吃饭。一次我从过街天桥走过，突然回头看到，天上的月亮，好像北斗星一样，高高在上。此时，身上的手机响了，还是家里打来的。

　　如今，在英国的每个中秋，都有一点这样的记忆线索在我心里，或是朋友贡献出家里带来的茅台，或是我突然按照名片册给朋友熟人打电话，或是一盒大而无当却内容小胜包装的月饼。唯一不能够想起的是，我曾经与哪个老外朋友说起过，中国和英国的月亮到底哪个圆。这是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曾经是非常重要的命题。

　　当然，我也不热衷将中秋与伦敦狼人做一次跨文化比较，非中国人的味蕾，是无法体会蘸大闸蟹的调料里，最好放点姜来去去蟹肉的寒气。

　　时值2009年，关于谁的月亮圆，从老问题变成了伪问题，特别是80、90后留英的新生代心中，我们闷在实验室，聚在朋友的寝室里，只要看天安门大阅兵中女兵方阵，哪管月亮在天上的死活。（

库塞落选今年的Man Booker大奖，不过无所谓，他的成就在那里了。其实我只读过他的youth开头一点，这里有篇评论，题目不错，英格兰的焦虑，Anxiety in England，你在这里生活过就知道这种感觉。

那时候我单身，每天晚上熬夜，睡觉前，或者醒来之后，抓起一本书就看。Youth是我到英国买的小说，我打算把英文小说看一趟，给自己垫底。据说经历是根据库塞当年在伦敦生活经历，他那时候给IBM当程序员。他的语言就像是程序一样的，简短，冷静，锋利，能够每一句撕开一个口子。相对于很多平庸的现代汉语作者，特别是学院里的2B作者，高叫汉语之美，库塞够酷，冷得足够让他们清醒一下。至于有名的disgrace，我没有看过，而一个以北大为背景的仿作，就是出自我认为的2B之手，相当的disgrace.

语言学，曾经被一个朋友叫作贵族学问，他是安慰自己。可惜我现在暂时要拿它来吃饭，借用一位买了游艇的朋友的话，这是个“赔钱货”学科。其中语言心理学，其精致，对脑力的挑战，只有埋下头去，才知道其中的道心惟微的境地。然而，西方人，以美、英、荷、德、法等研究国家，居然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展出这么一套精深的学问，实在是令人佩服。中国在这里的崛起，任重道远。

 

去国日久，十四年前，我在昌平园的图书馆，第一次被袁毓林师一篇《认知科学背景上的语言学研究》，招安入门，当年的周日上午的明媚阳光，依然在记忆中，使得以后的燕园岁月，有了一种顽强的寄托；十年前，入周晓林师门下攻读这门学问，点点滴滴，乃至走两步，停一步，退一步式的游学，领受到了中国当代最后的语言心理学训练；到今天，就教于比利时人斯文（Sven）先生，感受其简练如桐城文章般的学术风格，这一段比八年抗战更久，比中共廿八年建政一半的学术生涯，终于看清了自己现在的状态，我恰恰处在红军丧失了根据地，四处游窜的岁月里，把声调研究进行到底，就是我学术生涯的延安了。

 

在离开中国之前，我曾经有过一次感动，而心态近乎哀鸣，学术志向、研究能力、个人意志、性格弱点、人格缺陷，在一次坦率的自我剖析后，在那一刻曾经袒露无遗，残存的只有朱德熙先生给所有北大中文系轻狂后生的鼓励：眼高手低比眼低手低强。

 

尹大哥面向大海，高呼一声：奋斗。这也是曾笠小友，在咿呀学语时期，扫荡了优先路9号四单元客厅、卧室、卫生间、储藏室之后，面对厨房发出的口号：呀，呀，呀。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假设是这样子：在300毫秒内，大量的同音字被激活，此时这些同音字没有被深度加工，大约过了100毫秒内，音节频率效应才开始出现，最终使得同音字中单字频率最高的备选项，达到了最强的激活程度，从而抑制了其他同音但是低频的备选项。

有一种状态，类似于撒娇。

比如，这个老外很喜欢唱中文歌，文末提到的歌曲，应该是中国的民族唱法。这种唱法，在民国时代经周璇等人发扬，到了49年之后，变成一种共产主义下的新采风，因其沾染了意识形态的气味，成为被特定听众讨厌的音乐，当然我知道喜欢他的人很多，不仅仅是中年发财发福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下岗工人。

更加糟糕的是，民族唱法，因为自己的中国特点，常被被半天真的出国人，做沟通不畅状，无脸在老外面前提起，就好像英语讲不清就用bla,bla,bla，当年的港台腔用语言无能却显示一种超越普通话的优越感一样。

 

 

常看孔庆东的博客，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零食和食谱，有股子狡黠的组合，如他骂人的文风。

今天累了，我躺在地板上，就着酸奶吃了两个小黄瓜，感觉不错。

 

据说彭定康在去年提醒英国人，牛津大学的数学本科有很多中国学生，而英国学生对数学失去了兴趣。这算是一种中国威胁论的弱版。

而母亲的到来，认为英国的孩子不够聪明，包括其他国家的孩子和曾笠，因为他不会和人白白，不会唱找呀找呀找朋友，也许还包括一天居然2-3次大便。

当然曾笠的父亲，也越来越接近一个笨蛋的程度了，因为生活在这个日渐衰弱的“帝国”。

我该怎么回答呢？

晚上的脑子比较清晰一些。突然明白，原来对台出成果才是胡锦涛留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笔，如同前任的三个代表，而非和谐社会这个务实度不高的概念。今后，大陆与台湾关系，值得关注，对于新闻来说很有故事可看。

又是一年新人来到，九月，家门前的树叶泛黄的时候，路上的学生渐渐多起来。看到越来越多中国面孔，小小的个子，拖着大大的旅行箱，我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还有我自己。

这个问题有点难。直到周末在去外地的火车上，我突然有了一点答案。这个答案有关斯迪德（John Steed）。我大概有20年没有他的消息了。

斯迪德是老伊顿生，英国情报部门的特工。搞情报、当特工，是英国人的强项。传说中的福尔摩斯精通拳击和棍术，但也敌不过两个壮汉的同时夹击。斯迪德更糟糕，什么武功都不会，出门还总带一把雨伞防身，伞柄里面藏了一把刀，他基本上不会使，结果常常被对手捆起来，塞一个什么角落，等人来救。他的敌人比福尔摩斯的更加危险，因为他要对付的常常是苏联间谍克格勃、变态科学家、吃了不明液体而变异的巨鼠，可以用手打飞子弹的杀手。

我认识斯迪德的时候，才十三岁。他是我少数几个见过真容的英国人，莎士比亚、牛顿、丘吉尔这样的都不算，他们太有名了，让我觉得他们不是英国人，而是世界名人。我还知道另外一个英国人，叫007，但是他太下流，我常常在大人出差带回来的旅行袋里见过。关于这个007的故事，都写在那些火车站的杂志里。我常常看完之后，觉得心跳的有些厉害。后来，我才知道007其实出门不怎么坐火车，去的都是高档酒店和赌场。

斯迪德不是这样子的，他总是拿着雨伞散步，骑自行车，或者开老爷车，偶尔打个的，那种从来没有见过的黑色伦敦出租车。他身边的女人不少，对她们，斯迪德都是彬彬有礼，却从来没有看到他和谁上床。每次我见到他，他带来一两个不同类型的不同国家的女人，白的、黑的、黄的都有。对于十三岁的少年，是多么大的一个刺激。因为身边没有长开的女同学，千篇一律的黄皮肤，营养不良。我算了一下，即使到了十八岁，她们赶上斯迪德那些女朋友的可能性也很小。

那时候，我真想见到斯迪德，在他身边干点什么都行。比如，他去过的英国乡村，是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看过的。阳光明媚，绿草如茵，他和自己的女助手、男同事，在草地上随意地聊天，然后把一个行动方案给搞定了。这简直是一奇迹。但凡这些涉及生死杀人的事情，在我的理解中，必须要有一个坚毅严肃的年轻队长，长得棱角分明，浓眉大眼，目视前方，在黑夜中低沉地说道“出发”；或者一个中年领导，梳着大背头，在墙上的大地图，用红蓝铅笔划了几道之后，拍拍要去的年轻人的肩膀说，“组织上决定把任务交给你，有没有信心完成”，啪，一个敬礼。

斯迪德的杀人计划，没有这么严肃。所以，他常常被对手下了迷药，喝茶喝茶就迷糊过去了。对，还有茶，英国人为什么老是喝我们的东西，他们的茶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曾经在自己喝的绿茶里面放了点麦乳精和奶粉，搅了搅之后，茶叶浮了上来。每当看到斯迪德被麻到，或者被打晕了，我才意识到时刻保持警惕的状态也不错。

到了英国，有一天，我才知道《复仇者》（The Avengers）早在80年代初已经停播，斯迪德偶尔在午夜的电视老片里，才会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而我其实应该属于“Steedophiles”中的一员。

时至今日，为了让别人容易明白，我会告诉别人，自己留学英国的目的是，为学习先进的科学，为了解西方先进的制度，为将来的海归有一份好的前途。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说这些都很表面，却似乎是必须要讲的。

上个周末斯迪德突然在一篇小文章里，重返我的记忆。今天，我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来英国，其实是我20年前就决定了的秘密，就是因为这个斯迪德。

因为他，我第一次看到了空手道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我发现凭一张纸条可以从陌生人那里，拿到自己的东西，因为他，我发现几句话可以替代泪流满面歇斯底里的大段抒情，因为他，我发现一个人可以只穿一套衣服，虽然变旧，却依然整洁。

而我来这里，就是想见证这些是否是真的，要知道十三岁的好奇心，被困扰了20来年，都变成了潜意识。

全文链接

http://www.bbc.co.uk/ukchina/simp/uk_education/uk_education_students_diary/2009/09/090918_zengbiao_steed.shtml

第二篇英文评论，这次写的比较顺

 

事情是这样子。

9月18日到22日，上海召开世界华文媒体论坛，我准备了很久要去，答应下来总觉得心里有些惴惴。

随着日期临近，才明白是为什么。8月初笠笠的生日过完，自己的事情却没有搞定，最近去了一趟普利茅斯，才知道5年前来过的地方就是这座海边城市，而Steed突然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在车上写了一篇专栏给BBC，每次写这样的专栏，都会想起很多往事，对比今日的奔波，越发觉得过去所经历的妙趣横生，心态自在自由，而今日之精神颇显颓废。晚上睡在一家B&B里，三点才睡去，六点就醒来，办事中途，居然躺在人家的会客大厅睡了过去。而午饭根本就没吃，买了一听ginger beer，打了一个饱嗝，才觉得舒服，好像去了暑气一样。回家的路上，身体已经略感不适，而办事的结果依然是那个失望。

 

何况，会期在岳父母离英之前，情理有所不通，但是为了参加会议，硬着头皮顶着去了。

 

行期前三天，妻子突然身体不适，凌晨叫来救护车送往医院。经过一天折腾，医生说没有大碍，但是吃了药却没什么效果；面对卧床的家人，自己睡地板，半夜看着笠笠，好在笠笠突然很乖，喂饭、洗澡、入睡都很顺利，甚至半夜醒来，也是小小一闹，便又睡去。妻的病情未见好，行前一日，妻去CT，病因不明，以我的揣测应无大碍，于是硬着头皮要去。飞机是清晨6点，于是一夜不睡，仅在地板上躺了一会等到两点，从家门到市中心赶早班机场大巴。一身西装，两箱行李，要往祖国去。凌晨三点四十五分的大巴，在来的越来越晚的秋日第一缕阳光之前，载上一批一批的早行人。

 

到了机场第一眼看的公告牌，唯独自己要做的去巴黎的航班被取消了。排队，被告知去票务问，再排队，坐早晨十点多的航班，不过是去荷兰转机。还是决定去，一定要去，从四点等到八点，我终于领到了登机牌，进入了候机室，我买了所有该买的给朋友的礼物，一个朋友在电子邮件里这么说，就是“我们以前在一起抽的rolling”。我马上要见到他们，见到上海，参加那个大会，我以为那里面有自己学术之外的人生机会。

 

9点35分开始登机，中间等待时间，对于渴睡的我，简直是一段折磨，身边的人与声音，好像隔了一层。但是我一直在等，也看笠笠在手机里的照片，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每次出门都会这么想他。发现有多个电话打入，初不以为然，最后捡了一个陌生号码打过去，竟然是岳父的，而消息是妻被告知病情严重，已经被救护车送完医院，等待手术。

 

我还能做什么的呢？除了这次大会，我还要见老朋友和几个未曾谋面的朋友。而更关键的是，我要在上海和母亲坐同一班飞机回来。现在，我去不了。我还想去，因为我总觉得那里有我的一个机会，而现在突然发现所谓的机会，前面还可以加上若干定语，比如渺茫，极大等等。这几个月来的不安，在今天突然这样戏剧性地被步步逼现出来。

 

下午，本该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等着去上海的飞机的我，在妻的病床前说话，我突然说起了自己要的生活，和窗外的阳光秋天一样，如此明晰地看到自己是一个如此物欲重重的人，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需要金钱来实现，而这些细节就如我所追求的美味一样，极难妥协，极端唯我。

 

那个世界华文媒体大会，很快就要成了一个与我无关的新闻。我还要在周六去机场，去送岳父母回国。周三再要去机场，接我那孤身赴英的母亲。

妻的身体应该到那时，还是很虚弱。笠笠会一如既往地在下午三点钟后，背对着flat的大玻璃窗，坐在地方玩自己的玩具，对这每一个推门进来的人，展现自己天真的笑脸。

 

而我，真的，去不了上海了。